隔挥衣考增刊 起 夕人 淖明 (二)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法国〕夏尔·贝特兰〔加拿大)尼尔·伯顿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第1页========== 目 录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刘纪康译） 《每月评论》编者的序言………… (5) 夏尔·贝特兰，《致法中友好协会的辞职信》…（7)尼尔·伯顿：《为新政权辩护》…(11)夏尔·贝特兰：《大跃退》……(31) 附录 陈志让：《“大跃退”割析》（林德彬译）…(113)琼·罗宾逊：《1978年的中国》 （陈清泽)…（128) 转载 叶·盖·瓦尔加的“遗言”： 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139) ==========第2页========== 出版说明： 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7、8月合刊是一期专刊，总题为《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收入三篇文章：夏尔·贝特兰锌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职务的信件，尼尔·伯顿的《为新政权辩护》以及贝特兰的《大跃退》。《每月评论》的两位编者保罗·斯威济(Paul Sweezy)和哈里·表格道夫(Harry Magdoff)为专刊写了简短的序言，说明了这一期专刊的由来。 斯成济在美国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前辈”(dean of Marxist economists)。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rinciples of Marxian.Political Economy).多年来，他和列奥·休伯受(Leo Huberman,己去世，由麦格道夫接替)合编《每月评论》。他们曾多次来我国访问，过去对我国的态度总的说是友好的。但是，他们跟贝特兰的关系很深。这次出专刊，貌似公正，但整个版面安排显然对贝特兰有利。 现将这本专刊，包括序言，全文译出。另外，选译了反驳贝特兰的两篇文章：陈志让写的《“大跃退”剖析》和琼·罗宾逊的《1978年的中国》，也编成一个专集，供有关方面参考。 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今年66岁，多年来从事苏联计划经济的研究，写过几本著作。近十年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写了《苏联阶级斗争》三卷，其中头两卷《苏联阶级斗争 --1917-1923>(Les Luttes des classes en U.R.S.S.-1917 一1923)和《苏联阶级半争一一1923一1930》己经出版。文化大 1 ==========第3页========== 革命期间，他曾两度来我国访问，著有《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攻击我国“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于1977年5月11日致西法中友协，辞去该协会主席职务。后来他写的《大跃退》一文己经不仅是对尼尔·伯顿公开信的答覆，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是对1976年10月以后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及其背景的系统的虽然是初步的分析。贝特兰在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极“左”观点有代表性，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并给以正确的答复的。 尼尔·伯顿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曾在北京大学进修中文和哲学，现在广播事业局工作。 陈志让(Jerome Chen)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长期在英国工作，曾写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敢授。 琼·罗宾逊是英国经济学家，今年76岁。早年因著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而成名。她还写过其它许多著作，包括一些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和《中国的文化苹命》（1970)。 以上三篇驳贝特兰的文章包含一些很好的论点，但还使人感到不够系统深入，也还有个别地方不得要领。鉴于机左思潮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对贝特兰的全部论，点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批判，也有待我国的理论、宣传工作者努力。 本期发稿后，收到今年5月号《每月评论》。这是一本中国特轩，是《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的续集，内容包括该刊两主编 2 ==========第4页========== 的一篇文章和五篇驳贝特兰的来稿。《每月评论》两主编的文章对胡乔木同志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受到资源、技术等客规条件的限制，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据客观规律来决定的。特辑所选登的五篇来稿中有两篇本刊本期已经译载，《每月评论》两主编的文章以及另外三篇评贝特兰的文章，本刊将在下期译载。 另外，经中联部苏联研究所同意，本期转载该所的《苏联资料》1979年第2期叶·盖·瓦尔加的“遗言”：《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供有关方面参考。 一绵者 3 ==========第5页========== 、 、 x.. ==========第6页========== 序 言 《每月评论》编者 5月11日，夏尔·贝特兰提出了他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职务的辞呈，其中说到他对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情况日益感到担忧，对于毛以后中国领导及其政治路线的态度跟友协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一派有分歧。贝特兰教授的辞职信经〔法国〕《世界报》略加删节予以刊载，通过这个途径以及其它途径传达给对人民共和国感兴趣的~大国际读者。 几个月后，1977年10月，一位在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加拿大人尼尔·伯顿给贝特兰教授一封公开信，作为对他辞去友协职务信件的答覆。伯顿先生把这封公开信的副本寄给贝特兰教授和《每月评论》的编者们，并附来一封说明信，建议《每月评论》发表辞职信原件，他的（伯顿的）覆信，以及贝特兰教授愿意提出的任何答辩。按照这个建议，我们询问贝特兰教授（他的《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1977年出版)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他回答说他愿意，然而由于手头有其它工作，在若干月内还顾不上。这说明为什么将近一年前提出的计划，直到如今方才实现。 关于他在3月21号写完的那篇文章，贝特兰教授在其法文版序言中写道：“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我给尼尔·伯顿的信，与其说是一封简单的回信，不如说是对于中国在1976年10月以后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为这些变化扫清道路的那些条件所进行的初步的系统考虑。” 5 ==========第7页========== ==========第8页========== 辞职书 致法中友好协会 夏尔·贝特兰 1977年5月11甘 亲爱的朋友们： 众所周知，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为担心。象中国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四位领导人遭到逮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十分忧虑，须知他们四人一除了江青以外—一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对四人帮”提出的“他们企图进行政变”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那些成功地进行了政变的人总是声称那些被赶下台的人“企图以武力夺取权力”。 考虑到这些事件的政治后果，我的疑问更加深了，因为被捕的领导人中的两位一姚文元和张春桥一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尽管不完整）的贡献。然而，不管有什么忧虑和疑问，我在表明立场之前，必须了解现在取得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那些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论点和实际上将执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不幸的是，1976年10月事件以后的六个多月中所发生的事情，恰恰证实了我的忧虑。过去和现在对这四个人进行批判的方法，与毛主席的教导毫无共同之处。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非谤和丑闻。水平之低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没有能力对这四个人的路线开展任何严肃的批评。 7 ==========第9页========== 在反对这四个人的运动中，人们会发现有些指控正好适用于现任领导的所作所为。人们读到那四个人采取了修改照片的手段，表明他们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单鄙的阴谋家和机会主义者”（新华社1977年3月20日电讯）。对于修改照片和歪曲历史事实当然应该遣责，但是，如大家所看到的，目前这些作法正被广泛采用。例如《中国建没》1976年11一12月号合刊就公开刊登了修过版的照片。 对这四个人的其它指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例如，谴责张春桥想对现今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一这就被称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其它的一些谴责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假使接受这些谴责，诸如那四个人在饭店吃饭不付钱、江青订做“女皇服”之类，则会使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提出严重的疑问。 最后，其它的指责竭尽夸大之能事，甚至到了公开歪曲事实的地步，全是粗暴的捏造。最近几个月的报纸杂志说那四个人过着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王洪文则被说成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四人被说成是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并且百分之百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被称作是共产党、工人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死敌。他们搞特务活动，对外投降，进口供他们的特务使用的器材和奢侈品。他们被说成蓄意挥霍国家资金，破坏社会主义积累，热衷于物质刺激。他们甚至于被描绘成国民党特务。 如果这些指责是符合事实的话，那只能使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份及毛主席的警惕性产生最严重的怀疑。如果这是属实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预料现领导中的某些或全体成员也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揭露为犯有“为敌人进行间谍活动”罪行的国民 8 ==========第10页========== 党特务。 但，假使这些指控与事实不符，如我所相信的那样，人们是不可能信任那些靠消灭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来欺骗人民的领导人的多他们不是将分歧的基础解释清楚，而是采用污蔑性的攻击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对毛泽东改治路线的忠诚仅仅是为了掩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而施放的烟幕。事实上，对最近几个月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研究以及对有可能加以判断的具体实浅的研究，·使我认为：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批邓已被放弃，要求将生产置于革命之上的呼声甚嚣尘上。纪律和秩序得到赞扬，人民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已不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政策造反的权利和义务了。妇女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地位被否定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已很少提到。共产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的问题也象变魔术般地消失了，对阶级斗争的呼吁已被对那四个人进行斗争的号召所取代。 总的看来，对这四个人进行必要批判的出发点是修正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在他们可能有的错误言行和正确观点之间是不加区别的。更确切一些说，用他们的错误来否定他们的正确分析，这不但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发生的情祝，证实了现行政策的修正主义方向。工厂的规章制度变成压迫性的，开门办学基本上放弃了，这意昧着在口头上空谈文化革命的同时，它的成果正付之东流。 就外交政策而言，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正逐步被仅仅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所取代。结果，对美帝国主义的谴责 9 ==========第11页========== 越来越少。它和它的盟国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干涉甚至常常被认为是“积极的”，扎伊尔事件就是一例。须知，当两个帝国主义匪徒互相争夺时，拉一个打一个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在国际上的作法损害了她在人民中的威望，特别是在第三世界人民中的威望。事实上，这些政策正中社会帝国主义的下怀。这就是现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迫使我作出的判断。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太少，无法了解反对现行政治路线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种力量肯定是存在的，过去几个月中镇压活动的规模已证实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和在多长时间后才能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是无法预测的。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正竭力利用国外的赞同来试图提高其在中国群众中的威信。这样，表示赞同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或甚至仅仅保持一种似乎是赞成的态度，既不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助于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们。 法中友好协会现正被一种支持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潮流所控制一他们全然不顾协会中许多中国的朋友所持的怀疑态度。我就此得出结论，我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的作法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我在这封信中所要做的。我要求你们将我的辞呈转交全国执行局和协会的成员们，并全文在《今日中国》上刊载。 谨向您们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夏尔·贝特兰 10 ==========第12页========== 为新政权辩护 尼尔·G·伯顿 1977年10日1日 亲爱的贝特兰先生： 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得知你辞去了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感到十分震惊。由于我读过你的许多著作（与保罗·斯威济合著的论向社会主义过渡》多《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多《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卷)，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因此我非常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和怎样的分析使你得出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正在中国获胜的结论。我直到上星期才有机会读到你的辞职书的全文。 在看你的信时，我发现你提出的那么多观点正是去年给了我很大麻烦的观点一一也正是其它为中国感到担忧的朋友们提出的观点。但是当我看见你的信后，我不得不认为你的分析并不充分，而你认为修正主义路线已占统治地位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对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怎么会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呢？ 我反复地读了你的信，进行了思考。我愿提出一些题目供你考虑。我不准备详细地答复你每一个疑问，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需要大量的佐证文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本人仍然赞成你的部分观点。另外，还因为我认为你的大部分疑问是由极少数值得商榷的实践和理论的假设引起的。由于我认为这些假设在中国以外传播甚广，我想比较详尽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并希 11 ==========第13页========== 望把它作为一封公开信发表，这样其它人也可以加入讨论，使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以澄清。 首先，我认为你的结论下的太仓促。所有我们这些对中国并不仅仅抱有一时兴趣的人，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无法肯定毛译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这些中国的朋友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人都生伯会出现反复或修正主义。与许多中国人不同，我相信中国的外国朋友中，大多数一特别是那些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范围内来理解中国的人一一对那些实际发生的事件是没有充分准备的。当然，我们与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这种反复只能来自右派。但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所未能理解，或至少是没有现实地把握住的是，在中国，右派是很臭的，所以他们只能以左的面目出现而不可能以右的方式出现。但即使我们看出了这一点，由于我们消息来源有限，我们对所发生的事件比许多中国人更没有准备。我们当中擅长理论的人肯定地认为，我们至少能够知道谁是真正的“革命者”，因此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称为“实用主义者”和另一些被称为“官僚主义者”的领导人身上。无论如何，关于这些人的才智并没有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成文的东西。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己在批判邓小平和他的“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解决了，或至少从我们能读到的报刊材料看来是这样。所以当已预料到、但仍然令人震惊的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的担心似乎减轻了一些。关键在于，即使我们对去年10月惊心动魄的“反复”毫无准备，我们也仍然能把它放在现成的逻辑范畴之内来加以考虑。 你信中说对那四个人的倒台，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否定的。但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你迟疑了一下以免过于匆忙草率。你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考虑到我的立场，·我像你一样非常希12 ==========第14页========== 望看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使之得到巩固。我也像你一样，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工具去认识一并且希望去改造一世界。和你不同的是，我在中国是一名“专家”。即使这样，我也和你一样没有特殊的消息来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事先对10月的事件作准备。由于我的利益（如果不是我的经验）似乎与你大致相同，我猜想我的逻辑范踌（尽管我在中国已呆了 三年)与你也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我的最初反应和你很相像。但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与你不同的是，我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毕竟，一个认为他为之工作的事业已误入歧途的人还会再为此工作多久呢？ 那么，又是什么使我继续留在这里呢？仅仪是机会主义吗？我宁愿不这样想。倒不如说，是我立即发现我自己的逻辑范畴出了问题，并恍然大悟，原来使我误入歧途的正是我从中获得了大量有关我周围的政治事件知识的宣传一文字宣传。那么我是如何辨认出我的逻辑范畴所出的毛病并开始加以修正呢？坦率地说，这是在经历了许多混乱、痛苦和内心的反省之后才做到的。 我是在上海听到第一个关于逮捕那四个人的官方消息的。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欢庆那四个人垮台的盛大街头游行。那已是逮捕后两周了，大约在我听到“美国之音”播出的这一消息后10天，也是我在中国东部的蚌埠看见反对那四个人的第一批大字报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上海，在那四个人的据点，会看到如此众多的人群，表面上带着如此高涨的激情清，欢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反复”的事件。当然游行是有组织的。（对一个外来者说来，中国的一切似亚都是有组织的。)但要假装欢乐雀跃并不容易，这从早些时候邓小平下台时举行的游行明眼人就看得出来。是否这也是像某 13 ==========第15页========== 些西方分析家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为了让上层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剧合法化而组织的一次毫无意义的仪式的又一个部分呢？难道在社会主义内部真有那么多敌人等着瞧那些在我看来是主要鼓吹者的那些人垮台？难道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理论的梦境中而大多数人民则真的赞成资本主义？难道毛主席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说错了？我当时不能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必须承认我所依赖的逻辑体系是不充分的。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的家庭和朋友们、同事们中间。我们彼此是了解的。虽然我的中国同事们表现出的热情程度不一，但大多数看来都非常满意事态的变化。我也发现，他们并不自发地与我谈论这一问题。但当我对那四个人受到的某些指控（特别是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对江青的指控我没有什么疑问！)提出疑问时，虽然我的中国同事也试图回答，但我总得不到满意的答覆。即使现在（是否可以说特别是在后来）当向我宣读了大段“解释”绑四个人的问题的中央文件之后（这些文件在游行前就在工作场所向中国群众宣读过了)，我仍然觉得这些指控相当无力。对此，我以书面形式向我工作单位的领导提交了一份列有20多个具体问题的单子。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一位上级来找我，并尽最大努力解释我提出的问题。但我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对我提出的很明确的问题，我无法得到直捷了当的答案呢？一种可能性是，也许我向之提问的这些人也没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吧。另一种就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使用的分析方式不一样。 我和我的夫人及其它非中国人的朋友谈论时则感到更自在 一些。即使他们不总是能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至少能明白我的问题所在。有时我们讨论争辩直至深夜。那些比我在中国 14 ==========第16页========== 呆的时间长得多的朋友能对在我看来仍是谜的问题提出某些见解。其中有些人这些年来与中国同志建立了密切的同志关系，因此比我更能体察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情。或许，我的非中国人朋友们初期给我的最大帮助就是证实了大众的喜悦是真实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我什么都读。但是官方的《人民日报》使用不多几个月前他们遣责邓小平时曾经使用过的同样语言来描绘那四个人。应该原谅那些认为许多文章只不过是为了适应新形势把名字稍加改变重新刊登出来的人。《新华社电讯稿连篇累牍地发表指控那 四个人的耸人听闻的文章，大多是关于他们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活动的。这些文章也是以用了多年的陈腔滥调写成的。而《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也继续尽它们的本分，转载新华社的材料，对国外读者并没有加多少有帮助的注释。读这些东西很难减少我的思想混乱。 但有一天，突然从新华社来了一个人征求我对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他一看起来是严肃的一对他的通讯社无法把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变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传达给国外读者这 一点很关切。他还表达了对于那四个人利用他的通讯社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关切。（你们都知道，姚文元在政治局负责总管各种宣传媒介。)我向新华社的代表猛放了一通我所看到的中国在宣传方面的问题，他都记在本子上了。听完我的意见后，他向我表示感谢，然后又征求其它在这儿工作的外国朋友的意见。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上开始出现了批评《人民日报》读不下去一甚至说它不可信一的读者来信。值得思索的事情多起来了。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是庞大的机构。新华社（《人民日报》基本新闻内容都是它提供的)负责采访国内外的消息，负 15 ==========第17页========== 责编写、翻译和每天转发大量新闻电讯稿。它的数百名编辑记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写作风格：缺乏具体材料，不辩证，主要使用那些保险的，充满了语录的词藻。造成这种可悲状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几年来，他们要对付那些少数伪装巧妙、表面激进的机会主义分子们的指导监督一这些人随时准备以真的或所谓的政治“错误”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另一更重大的因素就是普遍的避嫌作法：避开一切会被认为是批评毛主席当时看法的材料，而不管这种材料与他的看法之间有着多么微妙的关系或是多么需要批评。新华社的国内外宣传都很差劲，这不奇怪。而需要做出的改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这也不奇怪。但向我征求意见的新华社领导人是真诚的。愿意刊登读者的批评的《人民日报》编辑]也是真诚的，这种作法近几年在中国并不常见。变化正在发生。变化之一就是那些放弃阅读《人民日报》的读者们又在经常阅读《人民日报》了。也许你甚至发现《北京周报》也有了一点点改进！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在宣传方面这种改进的速度和深度，但须指出一个基本点，宣传并不就是“现实”而只是其一小部分。虽然它的任务在于准确地、指导性地描绘现实的全部，但宣传常常容易歪曲现实。如果你批判地阅读法国《世界报》就会证明这一点。我相信在中国发生的这种现象一般不是有意识的。但去年导致你、我使用那种逻辑范畴来套去年秋天事件的宣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政治事态的有意歪曲。但这应责备谁呢？看来把一切都推在姚文元或那四个人身上是过于简单了。难道领导集团的其它成员就没读过《人民日报》吗？为什么搞报刊宣传的人们就这样跟着搞歪曲宣传？读者们又作何感想呢？ 至于领导人的反应，我没多少把握。我们确知，至少毛主 16 ==========第18页========== 席曾阅读《人民日报》，而且他对《人民日报》的文风和内容都有过批评。也许那四个人把《人民日报》弄到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的地步时，毛主席也和我提到的其它人一样，放弃阅读《人民日报》了，但我对此有怀疑。至于其它领导者的阅读习惯，我个人根本不知道。在试图回答为什么这些负责每日宣传的内容和文风的人们（编辑们和记者们）能够跟着干，我们的立足点就坚实多了。有许多具体证据。我要说，在进行公开的有目的的操纵同报界人员进行无意识的歪曲之间，分界线是并不清楚的，很可能越过了这条分界线而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你重读一下过去几年的宣传，你并不会发现任何突然的、惊人的不连贯。也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参与制造这种不连贯的人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发现的只是从上面来的关于正确路线”的指导多了一些，在选择文章方面，上面的指导也过多了 一些（梁效和罗思鼎的文章过多了一些，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多了一些)多在起草重要社论时，帮助多了一些（例如选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语录），谁能埋怨呢？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日益增长的关切只是证实了对宣传工作的重视。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关于最有发言权的读者，即…般公众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也发现《人民日报》内容中有什么不连贯。但我们确实知道，大量吸收这种内容造成日益增长的犹疑和混乱。总的说来，群众是生活在社会的现实之中，当听到和看到的与实际直接感受到的这两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时虽然是逐步地、不知不觉地一就产生了两种情况。首先，正如我已指出的，听众和读者越来越少了，而那些仍然保持忠诚的读者必须越来越多地文饰这种差距。 好了，如果我描绘的景象在你看来是很槽糕的话，至少这 17 ==========第19页========== 些问题不能全都归咎于现领导。事实上，如果你能使自己继续阅读这些宣传品，你会发现那四个人倒台以后的宣传中有两个主题，其一是反对八股文风，其二是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愿更深入地进行历史方面的研究，那还会使你不仅仅停留在揭露那四个人上。例如，你如果要研究解放后的所有文字记录，你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分水皊。一个在新闻风格和内容上确实无疑的不连贯之处。那是在1966年春末发生的一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换言之，文化大革命确实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后果，或（换一种说法）使得某些潜在的倾向恶化了。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而你，作为一个辩证论者、《苏联的阶级斗争》一书的作者，是不应对此表示奇怪的。 另举一例。你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中一毫无疑问在国外是最众说纷纭的误题一一提出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已逐渐为仅仅反对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所取代。在对这一不怎么站得住脚的提法作了进一步发挥之后，你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目前在国际上的作法损害了她在人民中的威望，特别是在第三世界人民中的威望。”很难否认在那些没有掌握足够的辩证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人中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法肯定会在很多场合显得令人困惑莫解。但这毕竟不是新鲜的事情，如果你重读《北京周报》，你会发现你所指的那种作法的增长，多少是在这10年开始时同时出现的。它还会使你感到，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在指定邓担任这项工作之前)时，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一个不乐意的旁观者。单是照片就可以给你大量证据，迫使你承认毛主席是参与其事的。请允许我向你指出，正如中国的宣传竭力想表白的，不仅毛主席是你所说的“破坏威信”作法的参与者，他还是他们的革命战略的主要建筑师。对中国领导人在实现伟大理想时是否出过某些差错提 18 ==========第20页========== 出质疑，是完全应该的。但如果他们犯过错误，中国的宣传本身强迫我们公平地分摊责任。至于中国在第三世界人民中丧失威信的问题，从这里可以读到的宣传品上几乎得不到这样的印象；似乎第三世界领导人（即使是进步的）属于那些对中国正在失去尊敬的人们的行列。 我可以就这样继续写下去，但我不想使你厌烦。我只想说，那种口头上对那四个人的过甚其词的批判，对你、我说来都不是什么新创造。《北京周报》一家就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想想加给刘少奇和林彪的指控和罪名吧。那样的指控也表明出现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吗？ 你可以看到，我并不是说阅读中国出版的各种宣传书刊毫无意义。相反，仅仅从外文出版物一项就可以收集到许多材料。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文章并不总是被选来进行翻译的。而那些被选来翻译的，有时又经过新华社编辑们的加工处理，失掉了大部分份量。能阅读中文，对你的理解很有帮助。我仅举一例。你在信中指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已很少提到。”任何经常阅读中文材料的人都不可能作出这种结论。（而且也许他们会对你使用“反对”一词提出疑问，因为认为问题在于“限制”而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我可以向你提供过去一年中一系列有关这一题目的理论文章。我注意到的最近的一篇是由李洪林署名的长文章，发表在四天前即9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还明确区分了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与完全非法的行为。这在两年前是不可能加以明确区分的。理论也在前进。 再有，如果中国的宣传在报导中国方面不如西方代表官方意见的宣传那样可靠（至少在最近期间)，那么两者都不是唯 一的供给真正要想了解中国的人们的消息来源。总有一些可以 19 ==========第21页========== 不同程度地接近领导人或普通公民的“独立的”观察家们写的报导。总有官方和非官方出版的各种重要讲话和政策文件的全文本。这些来源你在巴黎就能得到。正如你的许多出版物所表明的，你也意识到它们固有的力量和弱点。独立的观察家并不 一定“客观”。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应该知道如何估计他们的偏见。各种讲话以及党和政府的文件也有它们的具体问题。但你非常熟悉苏联文件，这一点肯定可以使你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一个领导者或一个领导集团的有局限性的理解力和诚实的错误，而什么是有意识的欺骗。 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从这种来源了解什么了。让我们再来考虑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春天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1977年第22期《北京周报》)，虽然未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性讨论增加什么东西，但却讲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在文章第五部分，你会读到余副总理号召扩大社会服务以便缩小因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存在而产生的差别和困难。当然，如果你认为可以简单地通过这样一种办法一即从较富裕者或需要较少的人手中多拿走一些给更加需要的人一来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向题，那你是不会满意我的例子的。然而，你也不会明白这种政策会引起极端紧张，甚至大规模的冲突。（究竞哪个超级机构将被委托来确定“需要”呢？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决定是主观武断的。)不管你是什么观点，资产阶级法权要受到限制，而且已在受到限制。这是以余秋里赞助的方式进行的。而且，随着生产力增长，其效果无疑会加快。相形之下，.广大群众不会看不出，姚文元和张春桥（我]喜欢的理论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步骤是缺乏兴趣（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使用“无能为力”这个词)的。 20 ==========第22页========== 由此，我们谈到下一个问题，除非你能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你看到的都是书面的宣传，独立的报导、讲话和文件。这意味着，即使你很会从字里行间读出名堂来，你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无法抓住某些能说明问题的迹象，使你对活着的提供消息者形成一种态度一或许是一种移情作用。历史学家通常只好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偶然保存下来的制品来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试图把生命注入这些文件和制品中去。作为早期俄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你会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很清楚。也许读了列宁40多卷著作之后，我们会认为对列宁有了真正的了解。但我们一定会觉得对早期革命的其它领袖中的大多数尚不熟悉。但即使我们无法直接和这些高级领导人交谈，难道我们不能从那些有机会接触他们的人那里了解许多事情吗？或者，从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这些领导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作出的政策决定和指导的对象的人那里了解许多事情吗？我敢说：如果你不是在苏联访问过，工作过，并对那里的一些人，以及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有第一手资料，你关于苏联的著作恐怕不会象现在这样对读者有帮助。也许你今天还和苏联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直接联系。如果是这样，这些联系对你的巨著第二、 三卷写作都会有帮助，并使它们成为更好的书。 由于上述理由，我感到吃惊的是，你在辞职书里丝毫没有提到，如果与中国现实的各方面都保持联系，而不是仅仅与我所讨论的书面材料保持联系，会对你更有帮助。由于我们主要是研究当代事件，而不是过去的历史，我更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略了这一点。我知道过去几年中你几次访问过中国，我不能肯定，但我猜想，你既不能阅读、也不会说中文，你是否真的认为再到中国来一次已没什么可学了呢？你是否认为语言问题是你与那些可能解答你特别指出的疑问的中国人进行交谈的不可 21 ==========第23页========== 克服的障碍呢？你是否也持法国汉学家中间流行的观点，即有关与外国人接触的规定，以及中国当局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组织和纪律约束，使你除了跟“官方路线”的各种变种联系外，无法和其它任何东西发生联系？如果是上述任何一种或几种原因，我只能认为你成了形而上学思维的牺牲品。所有这些可能的考虑都含有一些真理，但在主要方面，在本质上，它们都是错误的—毫无例外。 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进行简短访问，就会使你对你信中的某些问题有新的看法。首先，如果你对你选择的工厂进行“标准”的访问（例如，外文印刷厂吧)，在提问题时，你会提到关于修改照片问题似乎存在着矛盾。你的主人做出的答复会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修改照片主要是以这些领导人的出现或从图片中抹去来表示对这个人和他的政治路线的普遍赞成或完全反对。你也许会说这完全是瞎胡闹，任何照片都只不过是事实的反映。我很有理由认为你会遇到相反意见。也许还会被告知，谁要强迫印刷工人在《中国建设》，《北京周报》或《人民画报》上刊登未经修版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领导人列队的照片，就会碰到来自印刷工人本身的强烈反对。如果你感到这个论点实在没有道理，并且直截了当地质问：为什么新华社会坦然地声称，按照那四个人的旨意，使用这同样的手法就成了卑怯的行为？那末，会有人尖锐地提醒你，当时那四个人从照片中删去的人是谁。另一方面，如果你对这种神秘化和假觉悟仍然嘀咕没完，主人当中的善辩者就会反过来向你提出法国的出版和编辑习惯，使你难堪。最后，如果你绝望地举起双手并大声质问，这样做还谈什么历史？！你的听众大概弄不懂你的难处何在一或是，如果他们懂得，也会回答，历史是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而现在这一争议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22 ==========第24页========== 的阶级斗争，而且任何正直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将那四个人这类恶人的照片用来作插图的。（刚巧最近发表了一些那四个人涂抹过的照片，这就证明，档案工作人员一如果不是历史学家 一的工作的可信赖性。这些底片都未被销毁。) 但现在你也许会撤开这样的意见交流，感到对这种“缺乏常理”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接待你的人都对理论一窍不通。但当你后来把同样的矛盾提给别人，并得到大同小异的回答时，你就得在两种可能性当中进行选择（除开第三种可能性即你的主人是正确的而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人事先向接待你的人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你的一切以及你的疑问是什么一一他们对你可能提出的问题应该如何答复。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很荒谬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你面对的完全是客观事实，这就是在中国，对领导人照片问题的普遍观点和你所熟悉的在别的国家流行的观点不一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应面对这一事实和其它有关事实，使用你熟悉的方法对整个事实进行分析。然而我完全看不出这两种解释的任何一种能使你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在中国是一条与前两年或前十年相反的一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知果要证实我的观点，你可再看一下1967和1968年《中国建设》上刊登的照片，你肯定会迟疑，究竞应把涂抹照片的作法归罪于哪个领导集团。 如果你今天来中国访问你就将不能不核查你的第二部分疑问，即你信中所说的“污蔑和丑闻”“不可信的指责”“纯属捏造”等等。同样，如果你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毫无疑问会使你接触到那些让你扣了大帽子的放事发明者。你会发现这些负责人既不是那些参与了去年10月打到那四个人的领导者，也不是恶魔似的宣传界所雇用的撰写假报道的人。你也许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人民或各行各业的基层干部。 23 ==========第25页========== 除去他们可能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大骗子、或超级演员之外，你也许不得不至少严肃地对待他们提供的某些情况。这些人或是声明作旁观者曾目睹他们认为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那四个人的活动，或他们本人就是那四个人迫害的受言者。这些提供情况的人使用的语言可以使你相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绝不是表面的。 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就说话？你会得到几种答复。一些人会告诉你，他们的确发了言并且因此而受到迫害。另一些，可能是少数，会告诉你他们也说过话，但只是由于同志和组织的保护，才幸免于那四个人的报复。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会告诉你，是因为慑于那四个人的淫威，他们]才闭口不说的。不管情况如何，如果你继续调查，并核对你听到的情况，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情况是在去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是众人皆知—一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而是通过小道，即小道消息一而且大多数人都相信的。 对此，你义得进行选择：要末坚持认为对那四个人的指控仅仅是《污蔑和丑闻”，即与他们的“路线”，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实践无关，要末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审判这些被告的有关证据的组成部分。如果你选择前者，那么在我看来你是把社会主义实践看成同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一样一即只要这些人在“工作”时间内保持规定标准，他们在“自己的时闻内”爱干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你选择后者（这些情况构成有关证据)，你就和广大中国人民合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你必须接受另一客观事实：在中国，大多数人相信这些情况是真实的，那四个人的行为不是社会主义的，象被指控的那样是有罪的。同样，你得和其它事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分析会使你得出结论，认为和三年半以前相反 24 ==========第26页========== 一在中国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如果你要证实我的看法，就请研究一下1974年出版的关于林彪的一些宣传，或最好回忆你上次访华时听到的关于林彪和他的帮凶的一些情况吧。 我的上述论点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群众的觉悟一思想到底起什么作用？你的信会使人认为他们是与此无关的，尽管我确信你立刻会在任何理论讨论中表示同意群众觉悟的提高是毛主席论述革命过渡问题中最核心的东西。让我们再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群众觉悟一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一阶级觉悟，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当然，任何觉悟，同时也是能动的、可变的实体。但为了分析和制订计划起见，我们除了在它相对静止的一瞬间抓住它和描述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当我们这样做时，则应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在领悟时，那些“应该”这样或“希望”那样的说法都只是唯心主义的胡说 八道。作为辩证论者，我们不会忘记有可能一般地谈论事态将如何发展，或者应该如何发展。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理解“充分发展的”无产阶级觉悟是什么意思。（事实上，这种事从未有过。只有形而上学论者才认为会存在。)然而今天，我们的确对它的发展过程的性质有了相当多的了解。现在我们更可以容易地讨论觉悟和生产力发展之闻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哪一个是主导因素，等等。但对于目前这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补充，我提出这一问题，别有用意。我所要说的是，正确认识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群众觉悟的内容和水平，是为了给形成和提出一项革命转变战略提供必要的资料。有谁确的资料，才能有好的战略。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能有其它想法。现在也许你相信在关于修改新闻照片（在这个问 25 ==========第27页========== 题上我想你是对的)和“污蔑和丑闻”（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你是错了)等问题上，真理在你一边。但客观事实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普遍不同意你的看法。同样，那四个人也许认为，只有他门才持有巾国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改造的钥匙，但是至少在最近一些年里，他们没有使群众相信这一点，或是使他们坚信这一点。 少数人的信念遇到群众的抗拒”，看起来似乎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少数人的惰性。哪一方屈服呢？资产阶级的回答是不明确的，或者是少数人“应该”同意大多数人的意愿，或者是错的“应该”同意对的。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各不相让。”信念坚定的少数人试图创造或至少描述那种能够使广大群众都相信的作法（例如也许是描述上面谈到的照片问题对外国读者产生的具体影响)。先锋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力图以令人信服，范围有限的方式证明，或者另外提供可以使群众理解新的真理是靠得住的条件，认识这些真理的固有优点，接受它们，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我是否可以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话：“中央委员会曾多次强调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已解放自已。因为不能把世界观强加于人。为了改造思想〔意识〕有必要使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虽然内因是主要的。”（1967.8.31)〔这段话是直译，未能核对原文〕 现在我们谈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在你的信中，你虽未明说，但你含有这种意思，即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对据说修正主义路线古了上风这一情况负责。也可以推论出：你相信如果那四个人仍然掌权（或者至少是分享权力)，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就不会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我极力想通过一些例子证明，现领导不是应对你谴责的某些事 26 ==========第28页========== 物和组成你对于修正主义路线看法的一部分的那些事物的唯一负责人。我的目的不是要对毛主席提出质疑，（甚至也不对你说的毛主席的“警惕性”)，也不是指控所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或那种作法，而是在于恢复中国领导人和他门所领导的人之间、领导人之间以及领导和总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一令人祖丧的是，这些在你的信中都没提到。我只能设想，这种疏忽说明了你对领导这一概念最深处的一些基本的缺陷。 你是否真的相信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对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直接的控制？你是否认为这是可能的？你是否真的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该或者能够简单地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不管这些念点是多么马列主义的、先进的、科学的或是省事的？或者更具体一些，是否政治局成员应该否定新华社写出的每一篇文章？是否毛主席简单地亲自开除那四个人就能使每一个人都避免前几年的痛苦和教育？（如果是这样，为什么62年对刘少奇、69年对林彪不这么办呢？)他是否应使每一个人也这样免受文化革命中的混乱、痛苦和教育呢？是否那四个人应该继续把反抗的人都抓起来，直到那些尚未被拘留的人向他们的“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投降为止呢？我认为事实上你不会这样看问题，因为那四个人的主张更近于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你所拥护的社会主义。但仅仅稍加想象就能从你的信中所采取的立场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你写的书却是另外一回事。你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你理解像列宁或毛那样杰出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他们是那样具有罕见的杰出能力，能够分析一件复杂的事件或是过程，从中引出本质的东西或总结主要潮流，然后再能动地回到总的现实中去一那个事件或过程不过是总的现实的一部分。但具体说来何谓“能动”？能动就是能够帮助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一群众前进，能够帮助他们自 27 ==========第29页========== 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 如果我上述言论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领导的实质就是教学性的了，最好的领导不过是最好的导师面己，而不是那样一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像是知识的垄断者，他们试图往学生的头脑里填塞由于缺乏经验而无法真正理解和掌握的事实和理论，他们]认为恐吓一下就能推进学习进程，甚至也不是那些家长式的人物，他们下意识地害怕他们的学生有一天会变得能够独立思考而不理睬他们的直接指导。我心目中设想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看成是人民给予的信任，把学习过程作为相互交流的过程，以身作则，鼓励自觉的纪律和努力工作，他们把看到别人跟自己一起探索和改造周围世界并且和别人一起推进这一过程当作自己的最大幸福。 对于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来说，毛泽东将永远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不论那四个人的头衔是什么，谁也不会称他们为群众的“导师”。至于现领导，我们还将拭目以待。但我们必须看到，曾经创造出“毛泽东”的许多条件已不复在中国普遍存在了，又产生了新的情况，新的挑战。对于一个领导者在个人工作作风上同其他领导者有所不同不必感到奇怪，也不必过早地给那些不太符合我所描绘的理论形象的人扣上“修正主义者”“走资派”等等帽子。但另一方面，当碰到好领导时，也不要视而不见。 我愿向他指出：现领导正在实际上相当迅速地创造、再创造可以使群众继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已的主要条件。他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消除不安定、混乱和遭受最近几年大批中国人所遭受过的“真正的”的经验一一无端受到迫害的恐惧。群众都认为，这种迫害应该主要由那四个人负责。目前正在采取新办法，通过调整工资来缓和低工资的城市居民经济 28 ==========第30页========== 的不安全。在拨开了“唯生产力论”的鸟云后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竞赛。所有这些步骤，和其它将采取的步骤，都是积极的，只能导致群众创造性的新的高涨。 至于群众需要的自我教有和自我解放的工具问题，很难对现领导挑毛病。看看事实吧。他们主动提出了一个突击出版毛泽东主要著作的计划，他们重新肯定并且推广“大寨”“大庆”样板。这些都是和毛主席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另外，他们也重新肯定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鞍钢宪法”一一也是毛主席肯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新党章里规定了党员的行为准则，并且设立了专门机构监督党员遵守这些准则并尽了最大努力保证使全体人民也都了解这些准则。 我个入认为，我所列举的上述这些做法不是修正主义的，但是像在过去一样，在我的逻辑系统和范畴方面可能存在更大的错误，也许最后会证明我错了。但像你一样，有一件事我不太清楚，那就是反对目前政治方向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但不管我对还是错，有一点我很有把握：这肯定将由历史和人民来做出裁判。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国28年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今日中国是一个比它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时更为复杂，更有生命力的社会机体。它远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我认为它的主流是迅速前进的，也有某些倒退，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目前阶段，主要是跟那四个人的罪恶相联系的。在你的信中，你提出一个幽灵一文化革命所取得的进步正在被扫除殆尽。它的某些产物确实将会被淘汰，另一些则将加以修改一或出于正确的理由，或出于不正确的理由。由于阶级斗争仍将和我们一起荐在一些时间，甚至可以设想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一条真正的修正主义路线 29 ==========第31页========== 通过政变阴谋，权力斗争或任何方式（名目并不重要），也许会在某一阶段占上风，并试图扫除文化命革的一切成果。但文化革命真正的重要收获会长期被淹没吗？不，绝不会。它已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它给了你灵感，使你写出了那些著作。它们汇入了华国锋的讲话，没有这些讲话，我是写不出这封信的。以这一收获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有了反对一旦出现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武器。 我将非常高兴能在解释你的信的实质内容方面得到纠正，并得到对我在此提出的任何观点的指正。虽然我从未见过你，过去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老师。由于这一原因，我希望你能以提出这些批评的精神来接受我的批评。我还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你在信中提出的观点以及那些引起你疑问的假设。我希望你会发现，你能够继续作为现领导的一个支持者一一个批判的支持者作出你的贡献。对于那些关于去年的事件与你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有责任在这方面鼓励你，如果你改变看法，将会毫无保留地欢迎你。 诚恳的， 尼尔·伯顿 30 ==========第32页========== 大 跃 退 夏尔·贝特兰 1978年3月3日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一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宜言》 亲爱的尼尔·伯顿：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您1977年10月1日的信，如果我没有能够及时回信，那是因为我以前所承担的一些义务使我不能够进行此项工作。这也是我为什么未能同意去年访问中国的原因（同时也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 您的信中说道，如果我在1977年重新访问中国的话，我便不会得出我在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的辞职书里所公布的结论了。我绝对不能同意这一说法。首先，因为中国现在公布的一些文件已反映出某种政治路线，正是这条政治路线的存在使我得出了我所做的结论。其次，在我写信之前和之后，我见到了很多刚从中国回来的游客一一中国的朋友、汉学家、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新闻记者等等一他们所告诉我的见闻（即令他们是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的）使我更为坚信我的结论。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当然是考虑了最近发表的一些文件，和我在辞职后同刚回来的游客们所进行的谈话。我相信，这些不同的因素，使我更确切地理解了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含义，因此，我这封信就不仅仅是对您的答复：它是我系统地分析1976年10月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为之扫清道路的那些条件的第一次尝试。 31 ==========第33页========== 我不打算一条一条地重复我去年那封信中的论点，也不想 一条一条地回答您1977年10月1日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此，我愿意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分析当前形势和产生这一形势的那些事件的，因为情况已经比以前更为清楚了。特别是，在那四个人被清除以后取得胜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已经更明显了，就是说，那是一种资产阶级政策而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在下面几页中我还将试图说明，就我的看法而言，为什么形势会发展到现在这般地步。我想这样我就能尽我所能来回答您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 文化革命的结束 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前形势和文化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这一声明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无异于承认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对群众活动、首创精神和言论自由的极端限制，而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发扬这些东西的。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并分析1965一196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1967年最初几个月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当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又被放弃了的时候)①此后，它以“之”字形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因此，宣布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一个延续了数年的历史过程、一个需要做持久分析的阶级斗争过程的终结。这一宣布的方式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 32 ==========第34页==========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声明发表的同时，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系统地做一全面的总结。不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没有能够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对由于文化革命而产生的积极变化和那些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变化和实践活动加以区别。这就为对文化革命的每一个成果进行事实上的挑战开了方便之门。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口头上对文化革命表示肯定，甚至说以后还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明确的尽可能透彻的分析，那是很难正确地找到将来的方向的。 第二，点，在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同时，一年多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宫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当前形势的这两个方面显然并非出于偶然，它们是某种深刻倾向的产物，是阶级之间某种力量对比和组成这一力量对比并反作用于它的改治路线的结果。 我料想您是不会同意我上面的提法的，因此，我要发展我的论点。当然，这一论点只能是局部的。否则的话，就必须要做中国共产党没有做的工作，即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化革命，权衡其得失，回亿在运动开始时所宣布的目标，估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在哪些方面有了退步，并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为数不少的文件和资料，这些都是我所没有的一当然，即使我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搜集到这些东西，因为在那里，与许多问题有关的文件和资料，都被认为是需要“保密”的。 既然如此，我建议先揭露一些近几个月内所发生的倒退的事实，然后再考虑其发生的原因。然而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宣布的文化革命的某些宗自，特别是那些 33 ==========第35页========== 使从前的作法猝然改变的宗旨。它们在某一阶段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曾多少得到实现，但现在却面临着挑战。 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 当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所通过的《十六条》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宣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促进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发展，它能够让广大群众自由发表意见，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采取压服的办法。，(《十六条》中的第六条)允许群众运用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以至在厂矿企业、城市乡村、国家机关和教育机关里建立权力机构。这一行动最终将采用“象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制”。当选的成员将不断地接受选举他们的人的批评。群众有权撤换或罢免他们（第九条）。当时并没有把这一做法看作仅仅是临时性的，而是强调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另一条基本原则也得到了恢复（因为它在前一阶段并没有得到遵守)，即“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四条)根据这一原则，党只能通过毫不犹豫地促进群众运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三条）。 同时，这种批评应当是本着团结和“治病救人”的精神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千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第五条） 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改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继续有很大影响的上层建筑，所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等等”就成为当务之急了。（第一和第十条) 34 ==========第36页========== 这里也提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它强调说，应当给予前者优先的地位。 自从1966年以来，运动在发展，它经历了几起几落，这些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分析，以便充分理解目前的形势。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在现阶段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方面和理论方面：它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正在遭到党的现领导诽谤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改变企业法律上的所有制和改变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是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存在的，中国实行的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等。 任何人只须读一读今天中国的报刊便不难看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革命的意图以及伴随着这场革命的理论上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公开地被放弃，而所谓的对那四个人的批判则是为此找借口②。 自从1976年底以来所出现的跃退 正象我所说过的，从文化革命所宣布的目标倒退并不是从1976年底开始的。它的开始要更早得多，是和阶级斗争的起伏有联系的。不过，以毛泽东逝世和那四个人下台为开端的这一阶段是以其倒退的程度和对1966年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分析的公开放弃为标志的。这种放弃意味着否定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贡献一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我上文中已济提到关于放弃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 35 ==========第37页========== 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选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那些同属两个委员会的人在职能上经常陷于混乱更趋于剥夺革命委员会民主地表现他们所应代表的群众的愿望和首创性的权利。 同样的衰亡过程也在影响着其他一些在文化革命初期出现的机构。就这样，我在《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中所提到的工人管理小组也消声匿迹了。当我1975年秋重返中国时，我只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些关于这些小组的消息（这还是我在参观所有的工广时都坚持要了解这种小组是否还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听到的介绍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则是彻底化为鸟有了。这种衰亡意味着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倒退，因为这是使劳动人民在更大的程度上共同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主人的必要前提。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它首先产生于国家机器内部和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然而在1976年，这种倒退仍可看作是一个短暂低潮的结果。因为那时，文化革命仍旧在议事日程上，而那时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分析阐明了（即使并不总是透彻的)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产生革命变革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所有各条战线上进行反扑：在实际措施和具体决策的战线上，在意识形态立场的战线上。 36 ==========第38页========== 生产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和一长制的加强 这场反扑的对象就是基层生产单位革命委员会所残存下来的东西。它同时还企图加强一长制和党委员会的专权，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并且还要严格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反扑的最初公开表现之一就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发表的讲话（济南人民广播电台1977年2月1日播送)。在讲话所阐述的主题中（这一主题在以后的最高当局的无数次讲话中曾反复出现)，我们听到了关于加强经济领域中党委作用的必要性，而对革委会的任务却避而不谈。在这个讲话和其他许多讲话中，只字不提工人们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问题。相反，讲话人谴责了送到党委的批评意见，同时片面地强调服从。如果他宣称：“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的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它能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力 正如我所说的，提出这些思想已是越来越经常化了。例如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响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那一种残存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是和“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相一致的。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那四个人鼓吹工厂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和他们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新华 37 ==========第39页========== 社1977年5月21日)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曾经被毛泽东正确地谴责过的理论，它认为同一是第一性的，对立是第二性的，这是一种代表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 这一正在予以发展的意识形态企图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后者处于前者的权威和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之中。 工厂“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扑。这场反扑旨在扫除一切反对工厂内压迫性规章制度（或被称之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言行。 现在声称这些规章制度（它们还是被公认为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虽然只是顺便提到)“反映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复杂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以工人阶级就必须接受这些规章制度，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他们还从恩格斯那里找根据，援引他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写于1873年，题为《论权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⑧ 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正确地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让自己被辩论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 38 ==========第40页========== 忽视了马克思所写的关于“工厂专制主义”的由社会决定的特点的一切有关论断。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企图说明加强对工人采取压迫性措施是正当的。从现在起，发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已越来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发展工人组织和提高工人觉悟，而是靠强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1977年8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绝对不应废除规章制度。相反，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而且人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在对最后一句话加以说明时，发言人补充道，“这是自然规律(！)，生产在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更加严格和更加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多么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前景啊！对于那四个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过是鼓吹实行更加严格规章制度的一种托词。早在1976年姚文元就已经判批过这种日益严酷的规章制度的思想。他写道：“在这种严酷程度上我们究竞还要走多远？难道我们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他们连工人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 从那时以来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赞扬“某些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这些东西“是从工人们的经验中得来的，所以它们是科学的”1⑤强化马克思称之为“工厂专制主义”的借口，一方面是据称由于那四个人的活动而造成的槽糕的中国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后我将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意义。现在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劳动竞赛运动”正是打着有此“需要”的 39 ==========第41页========== 名义进行的一这是…个需要加以论述的运动。 竞赛运动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苏联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中国文化革命前那一阶段的经验都表明，一旦竞赛不再出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成为上面组织的一种活动的时候，它就丝毫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它变成了一种千部和技术人员为了加强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生产茶而向工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这一运动在更大程度上剥夺了工人们对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控制权，从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夺和剥削他门。在文化革命期间，并没有发起这一类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在某些车间、工和矿山里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 显然是在1977年3月，中国开始了它的“劳动竞赛运动”。这发生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之后，在那次会上曾提出：“铁路达到大治快上的经验对其它各部门也是行之有效的。”（新华社，1977年3月12日讯)3月10日的《人民日报也发出了开展“竞赛运动”的号召。3月22日，这家报纸解释说，竞赛运动是为了实现“大治快上”，通过加强劳动纪律来尽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 这些运动实际上是由上面集中组织的这一性质在1978年1月？日的新华社电讯中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它宣称：为了《迅速发展煤炭生产，煤炭工业部最近组织全国125个煤矿从1月1日起开展百日竞赛运动。” 这条电讯解释说，部里要求参加这一运动的煤矿“鼓足干劲，发动群众，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作为保证连续100天实现采煤数量、质量、消耗、生产成本和其它各项生产 40 ==========第42页========== 指标的措施”，并鼓励这些煤矿来突破同期的纪录。 这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竞赛运动”就是要使工人服从“指挥系统”，强迫他们不仅要完成（当局规定的）定额，而且还要去打破生产纪录。 这样的运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毫无共同之处，倒是适应一整条“恢复对经济、生产和利润的领导作用”的政治路线。对于文化革命时期的各项原则来说，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北京广播电台说道：“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1977年11月27日)。在说明这个转变方面，再也没有比这个提法表达得更确切的了。 企业的利润、积累和管理权力的集中 1976年年底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件和声明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像这样的提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文件和声明都强调利润的作用。例如，1977年第八期红旗》杂志首先强调的就是企业必须增加利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的思想。它甚至说：“提出开工一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革命这种问题是很奇怪的。”好像这不可能成为矛盾的实际根源！好像对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本无须加以规定似的！ 《红旗》发表的这篇文章又说：“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利润越多（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这是假设对于积累起来的资金的使用自然而然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但首先，它甚至连想都没想，在这场为增加利润而进行的斗争中（实际上再也不提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管理的作用和群众的革新创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终将被否定。而一旦这种领导 41 ==========第43页========== 作用结束了，那个“生产更多的利润就等于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的理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一而且变成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多年来重复的同一论调。 197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态度曖昧地想“摆脱”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手法一除此之外它还能怎么办呢？它说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它们所生产的利润。例如，它写道：“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工人群众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消费基金和积累资金的表现。这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这种声明和苏联经济学家们在谈到“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工资”时所说的简直是同出一辙。但要确定某一经济范畴所表明的现实的社会本质，只靠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够的，这要看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数文件涉及到这一问题（虽然并不总是很明确），并指出企业为国家所有并不等于它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企业并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管理的形式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是今天，官方的思想体系正在力图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化草命中所强调的这一点。这种思想体系一味美化利润，目的就是为了号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规章制度”一这也就是大大缩小工人进行政治干预的范围。1977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到企业所受到的“政治上的损失。”社论指出：这种损失“应该减少到最低程度”。 42 ==========第44页========== 这与那条剥夺工人们、革命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小组（还有现在很少提到的各种“三结合”小组)在技术上的创造性和管理权，以便把这些权力集中到每个企业的“第一、二把手中”的路线完全吻合。很明显，这就是当前的路线。这一点可以从余秋里在大庆的讲话和1977年10月8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报导中看出来。这些讲话和广播都不厌其烦地论述了“企业的第一、 二把手必须亲自抓积累和利润。” 不管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言不由衷地提醒在企业管理中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很清楚，利润现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点还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方面，强调利润是为了加强各级领导的权威，严格规章制度和不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另 一方面，坚持企业要盈利，伴随着思想体系的转变。今天，实际上再也没人提到“企业利润”（指财政利润和人为地维持资本价值的地区表现形式)和“社会利润”的区别了，而其重要性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曾被强调过的。从这以后，（财政上)不盈利的企业不再被选为“大庆式企业”了，也就是不再被树为样板了©。 盈利的作用很明显地也同将在工业“现代化”名义下愈来愈盛行的那种工业化类型相联系（我在下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总之，历史经验和理论都告诫我们，以这种方式强调企业盈利只能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阻碍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而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发展方式正是中国（特别是1958年以后)工业化方式的特点，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当然我并不赞同那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主要是由“某些错误”造成的一更确切些说，即使姑且使用“错误”一词，也必须看到那是由某种阶级观点、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的倾向、生产 43 ==========第45页========== 组织和生产管理方式所造成的一一因此，也就是把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一倾向所造成的。 在工资领域里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 我们看到，在工资领域里的现行说法和作法，是由于同一条阶级路线在起着作用。这条现行路线的主要方面是反对所谓平均主义、赞成工资差别的斗争。 例如，1977年11月《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平均主义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一一这确实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这一论断与毛泽东在1975年2月说的话背道而驰。毛主席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目前强调反对平均主义”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再一次利用“物质刺激”的问题一尽管眼下这样做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懂得那条路线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物质刺激采取回到计件工资的形式（在文化革命中，计件工资由计时工资所代替)。而在其他少数情况下，则是以或多或少的奖金形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加快生产力的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旗号进行的一也就是说，是在具有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性质的论点的名义下进行的。 与此有关的另一篇署名赵履宽的文章尤为重要（新华社1977年11月22日讯)。这篇文章以“按劳分配”这一原则为出发点，力图（但仍然非常谨慎)为计件工资（当然赵没有提到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⑦和“利用必要的物质报酚作为辅助形式”)进行辩护。 这篇文章和其它77年以后发表的类似文章变本加厉地把个 44 ==========第46页========== 人利益当作生产斗争的推动力。这一利益现在已代替了文化革命中曾放在首位的、为满足人民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觉悟的作用。 这一代替是符合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它只能通过加刷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来分裂工人阶级。在实行计时工资和放弃物质刺激多年之后，又倒退到计件工资和物质刺激，这意味着大退步。这一退步有利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它将会加强在经济、行政机构和党内都占据领导岗位的国家资产阶级。不管它的支持者利用什么借口，这就是新路线的阶级内容。 农业政策的新方向 自从1976年年底以来，农业问题上的新方向日趋明朗。基本说来，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日益服从于一个劳动人民不能对其进行真正监督的、高度集中的领导。这一领导完全凭空决定人民公社应遵循的工作规范，并推广主要是由远离直接生产者的机关犒出来的技术革新。 这一新方向的阶级内容很清楚，它一方面有利于这样一种生产过程的发展，这种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将农民群众置于中央或地方干部，也就是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但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它将创造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剩余劳动的条件。这样，农民就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资金去实现为巩固国家资产阶级权力所必不可少的“四个现代化”。 虽然农业政策新方向的阶级内容已经很清楚，但它仍然利用了过去对其重要性估计不足的某些确实存在的问题作为借口。首先是生产问题。在10年卓有成效的进展之后，农业生产 45 ==========第47页========== 似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有必要超越这个临界点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吃饭问题。⑧这些也是巩固现有生产关系的问题，是改变芳动和生产过程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技术变革⑨。同样，这些也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我在这里是不可能探讨所有这些问题的，更不可能声称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地得到解决，这里只能审查今天所提出的某些“解决办法”或考虑它们的含义和阶级意义。 自从1976年底以来，常提到集体经济组织瓦解趋势的两种形式。但很清楚，这同一情况是早已存在的，特别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字报中已有提及。其中一种形式是自留地面积的扩大和在自留地里所投入劳动量的增加。早在1976年12月13日南京电台就提到了这种问题的存在。 集体劳动瓦解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集体农业生产威胁很大因此常被提到)是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参加农业以外的劳动和无法控制的劳动力外流。这些情况在1977年9月2日新华社散发的一份题为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报告中已经受到谴责。这一文件提到某些集体或国营生产单位向公社或生产大队招工，还提到一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社员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活动，以至这些公社和生产大队非生产人员过多。这篇报告广播以后，各省的电台提到，党委正在组成调查组，其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那些脱离社队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返回农村。 毫无疑向，中国面临着威胁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尤其是威胁农业生产增长的严重情况。据我所知，没有进行任何基本分析来说明这些情况或从中引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从1976年年底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此我想多说几句，因为一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一虽然这些措施是（或是看 46 ==========第48页========== 起来像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的，但它们对我说来是具有明显的阶级内容的。 最先采取的一系列指施是缩减超过规定百分比的自留地。这些措施旨在巩固人民公社的经济一它对集体生产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措施既可用于革命的方向，也可用于修正主义的方向。在目前条件下，修正主义者也要靠充足的集体农业生产来维持他们的“现代化”计划。 1979月12月20日北京电台所提到的其它措施，旨在限制某些集体的“额外生产劳动。”这似乎包含着对地方工业的威胁，而这种地方工业自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以来曾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重要的是，要继续发展地工业，特别是为了缩小城乡矛盾、保证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满足群众的直接需要，有必要继续发展地方工业。 肯定地说，对于集体的额外生产活动的限制似乎是由“劳动力来源问题”所引起的。但这一限制基本上同一条修正主义原理相符合一同集中的工业领导者要控制所有工业生产的愿望相符合。因此不可能设想，它唯一的，甚至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向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由于家庭或个人副业生产受到鼓励，农村集市又成为体面的事情影因此，要说限制农业以外的活计是为了给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就愈加不可能了。我很难估计，这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以便使他们能够增加收入）呢？还是为了取得某些在现阶段不可能以其它方式获得的额外农副产品呢？无论如何，这是一条赞助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的路线，这一点已很清楚了。这一路线在1977年秋季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得到了肯定。会议指出，应给予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活动以更大的余地，并且说这些活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会议还 47 ==========第49页========== 指出，不应批判这种活动，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批判本身所反映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新华社1977年10月13月)。 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当前的政治路线力求解决由于“劳力不足”影响中国农业这一问题的方式。这一路线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地对农民采取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合理使用农村劳力”这一口号下实施的。例如，1976年11月23日（海南岛上的)海口电台指出，有必要“学会组织劳力”，要求生产队服从“生产大队和公社的统一领导”。它还指出，要把劳动力用在能够最有效地增加生产和取得最好效果的地方。 我并不怀疑，所要达到的“经济目标”是可取的。但我对所鼓吹的方法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否“卓有成效”，却深感怀疑。实际上，所提出来的这种方法是使统一的领导把农民作为一支劳动大军，把它安排在他们认为最利于使用的地方。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劳力的方式。是 一种农业本身不得不进行反抗的组织方式。苏联集体农庄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劳力已经很久了，其效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 我]也知道，把增加农业生产的斗争当“战斗”，由“总参谋部”或多或少地集中指挥所遭到的挫折。然而最近的一些声明表明，这种“准军事”措施得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人的赞同。采取这种措施，说明他们对农民缺乏信任。 对于把他们变成“统一指挥”下“进行调遣的劳动力而采取的指施，农民必然地、正确地作出了反应，而这种反应只能进一步证实那种不信任。好像中国农民自己不懂怎样进行生产，不懂怎样进行组织来增加生产似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组织农民劳动的倾向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新领导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付这些后果，这 48 ==========第50页========== 些措施已于1977年9月2日由新华社加以宣布。就目前来说，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劳动纪律，规定一系列劳动定额并根据定额规定报酬级别。这个报道明确地宣称有必要加强劳动纪律，登记出勒，加强岗位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实行“简单的”（按劳)付酬方法，组织竞赛，和对个人和生产单位进行定期的工作鉴定。 1977年夏，一些地区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1977年6月16日，兰州电台报导了甘肃省合水地委的例子。他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出勤登记方法”并采用了劳动定颜制度与检查制度相结合的方法。这与文化革命以来执行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在文化革命中，规定定额是极个别现象，而通行的则是自我鉴定的制度。 苏联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种规定劳动定额和检查农民芳动的制度只能带来平庸的、甚至是可笑的结果。 “加速的”农业机械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他们远不认为自己所鼓吹的劳动组织方式（由于对农民缺乏信心，它只好求助于这一方法)能够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实在说来，作出农业要走机械化道路这一正确和必要的决定是一回事，而象中国共产党现在宣布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机械化那样的急躁冒进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急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望。然而毫无疑问，它是受社会矛盾支配的，事实上，“技术上的需要”决定了必须循序渐进⑩。 这种急躁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社会矛盾，加上将农民置于统一领导之下的努力，看来会导致放弃迄今被接受的正确路 49 ==========第51页========== 线，即以生产大队和公社为基础，各单位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路线。 无数文献已说得很明白，农业机械设备要集中在同几个生产队和公社打交道的工厂里。（这使我们想起苏联在类似条件下因为同样的原因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机器推拉机站，其效果之令人失望已是有目共睹。)这些中心工厂由地方党委控制。很清楚，发展方向（按现行方针是合乎逻辑的）是要由省一级来领导“伟大的农业战斗”。省一级掌握着机械中心，并且是通过地区和市来采取行动的。一切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因而号召各级党委组成“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 鼓吹这样的集中化必将剥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制造适合自已使用的小型农机设备方面所曾起过的作用。这种集中化和在进行农业机械化这样一个严肃而困难的工作时所采取的急躁做法正在造成许多困难。谈论得最多的是在苏联为人们所熟知的、为农业部门提供备用零件的问题。 在这方面，先让我们谈一谈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发表的三封读者来信（由新华社同天播发）。其中一封是谢墩公社(安徽省寿县地区)一位干部写给洛阳东方红沲拉机厂的。这封信批评这家工厂没有正确地解决备用零件问题。这个公社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所儒要的零件。（这是1976年冬天的事)在他们给拖拉机厂-一连写了几封信都杳无音讯的情况下，公社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前去。但代表们却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通过《人民日报》将信转给这家工厂，它才重新考虑它的态度”，并对于“主要是由于“四人帮”①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疯狂破坏”而造成的这一缺点进行“自我批评”。这家工厂的管理机构表示决心要“整顿劳动秩序”。 谢墩公社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接着说，经过“自我批 50 ==========第52页========== 评”，这家工一派了几名技术员到这个公社去。他们检查了拖拉机，并把公社的两名拖拉机手带回工厂去购买他们需要的备用零件。@ 给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过是一段插曲的事件这么多的篇幅，我觉得那是因为这件事在以下几方面有重大意义： 1.它表明早在1976年冬，当农业机械化还没有走多远时，入民公社已经很难得到拖拉机的备用零件了。 2.它所揭霹的情况跟在苏联已存在了40年的问题极为相似。 3.如果工厂继续这样对待提供备用零件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预料中国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后，要冒严重的风险。 4.由于工广的管理机构把缺点归罪于“四人帮”而借此摆脱窘境，并借此机会“整顿劳动秩序”，即加强劳动纪律，而不是首先解决生产的先后次序问题，及库存的管理和分配问题，这封信表明，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 对于任何对农业机械化所产生的问题稍有经验的人来说，很明显，当前的加“快”速度表明：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才产生飞跃前进。®这些都和支配农民的企图相联系一即和资产阶级关系和作法的发展相联系。反过来，这些发展是在阶级力量对比方面发生了变化的见证。这些变化正日益导致这样一种形势，即把大量引进现代技术看成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法。而中国共产党力求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在当前形势下是很典型的。 加速农业机械化和强调“四个现代化”反映了对于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观点④。照此下去，现在已开始的这一过程必然会造成积累率大幅度地、迅速增长，而这必然会对工人和农民 51 ==========第53页========== 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产生严重影响。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在农业中给予机械化超乎其它任何技术变革的优先地位证明了当前政治路线的阶级实质。实际上，光有机械化不能解决增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械化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因素之一)。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一—一发展良种的应用，使用多种化肥⑥一这些首先需要群众的实验和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当前的路线并未强调这一方法。它强调的是：农民将愈加服从巾央当局，从而可以对他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劳动，而机械化则是依靠（中央控制的）物化劳动来统治活劳动，它主要是作为保证农民这种附属地位的更为有效的方法。 农业领导机构的清洗 明白了这种情况也就能够明白，目前对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一任务的解释的全部意义所在。例如，《红旗》杂志(77年6月号)上王谦给这一任务下的定义是，为了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 对于会从字里行间看出名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对领导班子的清洗，撤换所有不赞同目前关于纪律、命令和“现代化”等观点的人。这也意味着把现在这种观点灌输给农民来对他们“进行教育”而不再是向他们学习了。 外贸政策 当前经济政策的方向在许多其它方面也暴霹出修正主义特点。虽然在这里不能研究所有各个方面，但必须谈一下外贸的 52 ==========第54页========== 某些问题和提出的解决办法。这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是在1977年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 一其中第十六节主要是谈外贸。 这一文件（北京电台1977年2月15日广播)提出了“正常对外贸易”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是为优先增加石油和煤的出口以换取新技术和设备的进口进行辩护，力图找到支持这一政策的“论据”。而正是这一政策给了中国对外贸易一个（如张春桥正确地指出的）与“殖民地经济”相似的结构。 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在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当然希望使中国现代化并摆脱帝国主义大国。我所指的是，通过利用资产阶级的“正常对外贸易”的概念并给予原料出口以优先地位，是不能使这些领导人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苏联近五十年前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它现在仍旧主要是其他工业国的原料出口国。苏联没能成功地发展可以使它与其它工业化国家处于同等地位的技术，所以仍然继续大规模地进口技术和设备。 苏联现在的处境当然主要不是由于某一种“外贸的”观点造成的，但这种“观点”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政治路线的一部份。根据上述原因以及将在后面提到的其他原因，我同样认为，根本上相同的一条政治路线现在在中国占了上风。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一一这条路线，除了某些特点之外，在三十年代就在苏联实行了。⑤ 顺便提一句，我也注意到了“正常对外贸易”这一空洞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中国官方文件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一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词汇。 53 ==========第55页========== 对教育革命的破坏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对文化革命反扑的其它具体表现吧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在提出“我们一定要搞好教育革命”（如1977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提到的，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4期)的同时，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只能被理解为他们要将教育领域中的反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否定1966年以来实现的大部分变革。对于最近一些决议和文件的研究证明这种事情现在正在发生，而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大跃退。” 招收学生又一次犒择优录取。考试又成为体面的事情（见1977年2748号法文《新中国杂志》)，使有学院式书本知识的人处于有利地位。例如，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一方面承认有些有实践经验的体力劳动者有可能进入大学，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挑选同级中的高材生和“必须择优录取”，并提出要按比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部分地恢复了文化革命前的制度。这一恢复开始于不再要求未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先在农村锻炼两、三年。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由本单位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做法。事实上，在1977年10月里，有20%一-30%的学生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中录取的。我所得到的消息表明-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临时死记硬背，特为准备应付考试的干部子女。那些有钱人家的、首先是干部的子女所享有的特权就这样得到了加强。 我们在1977年9月18日的通知中所看到的对文化革命前的形势的大段颂扬，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现领导希望恢复同当时类似的一种局面。 54 ==========第56页========== 同样有代表性的是重建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严厉谴责的双重教育机构。1977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解释说：“由于入学人数的限制，参加考试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被录取。只要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还有机会再参加考试。…他们也可以参加其他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半日制大学”。这样，“最优秀”的分子直接进入大学受高等教育，而其他人则被用来壮大熟练技术工人的队伍。 我并不认为文化革命中在教育领域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或是无须进行严肃讨论的。相反一一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一根据近几年到过中国的学生和教师们所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所进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还需要做重大的改进。但看来很清楚，不能通过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状况来实现这种改进，而应该是广泛地、公开地探讨文化革命在教育领域里的经验和教训。这需要进行大辩论。但事实上并没有人这祥做，而只是在声称“我们必须搞好教育革命”的同时，倒退回1965年。 这种作法同当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的整个运动的仓促冒进的特点是相吻合的。然而，首先是重建学术权威的权力和加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权力。在这方面，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因为这种趋势在西欧和美国也正在发展。这一重要性在无数篇文章中出现，例知，吴文俊在197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提法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与这一国家的数学发展成正比。” 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断言，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数学知识和那些掌握这一知识的人的“威信”，这也是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远远超过为了恢复在过去几年中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所失去的恰当地位所需要 55 ==========第57页========== 说和做的范围。 同时，有关劳动纪律和劳动规章制度、工厂革委会、工资差别、农业生产组织、加速农业机械化和教学改革等所采取的方向，都对文化革命造就的“杜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否定了这一革命的成就。 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纠正文化革命一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革命运动一一中所犯错误的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算这一革命运动的企图。 从“理论”上清算文化革命的企图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敢对文化革命发动正面进攻，因为这就意味着公开攻击毛泽东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声称它是忠于这条路线的一它之所以需要这样申明，是为了显得“合法化”。然而，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在开展的却是企图从理论上加以“清算”而进行的伪装的进攻。进攻的方式是繁多的，我仅列举几点： 最重要的是否定文化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所表明的分界线。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这一分界线是根本性的。在他的晚年，他声称，他一生曾致力于两件大事：“一件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和推翻蒋介石，另一件就是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这样把文化大革命和国家的解放相提并论。 但是现领导却在抹杀文化革命所遵循的这一分界线。他们并不仅仅是在实践和具体政策中使1966至1976年间下台的那些右翼分子恢复领导职位，而且还在理论上采取了措施：逐渐地不再提文化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式地将从 56 ==========第58页========== 1949年至1966年所取得的成就1从1966年至1976年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而实际上是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认为前一阶段优于后一阶段。这样，它否认1966年以前的政治路线含有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因素，否认1966年以后的政治路线带有新的革命方向，而这一方向包含有根本的质变，即向革命新阶段的过渡。 这种抹杀这一根本分界线的作法表现为对1949年至1966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片面美化。另外，它还表现为攻击那四个人，谴责他]强调了那时发生的变化和后来发生的变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那四个人受到如下攻击：“‘四人帮”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描绘成漆黑一团。“四人帮’不仅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还要以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名反对文化大革命前所做的一切，从而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所取得的成就。” 北京电台1977年4月8日广播同一文件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这一声明的目的不仪仅是改击那四个人，它还过低地估计了1949一1965年间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现领导必须这样做，因为它自己正在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⑩。这进一步表明，它完全否认1966年以前和以后的革命路线之闻存在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是与进入新阶段的革命运动相关联的一而现领导已不愿再听到这一新阶段了。 在刚才引用的1977年9月18日通知中，我们也发现这种想要抹煞根本分界线的同样愿望。这一通知谴责那四个人“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一领域（即科学和技 57 ==========第59页========== 术)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北京周报》1977年第40期)。但是这类提法模糊了1949年至1965年间的形势，正是这种形势才使文化革命成为必要。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企图从“理论上”清算文化革命有多种形式和不同的论调。这里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提法。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场所，而生产则是在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中进行的。但是现在却说每一个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场所。他们就是以这种片面方法断章取义地解释毛泽东的话。1977年4月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也采用这一提法。他甚至说，“世界上，每个工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主要任务是生产。”这是一个全世界资本家都重复的令人作呕的公式。 1977年11月的中国报刊又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这一论点。在那段时间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机械地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分开，从而否认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而前者基本上支配后者。例如，文章指出：“革命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旨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生产则是入类征服自然的斗争。生产规律与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同”。（1977年11月27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文件) 但这一提法却闭口不谈“征服自然的斗争”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特定的阶级关系中发展的，而且进行这一斗争的方法也产生阶级后果。马克思对此早有说明，文化革命从中得出了政治推论。然而今天，.现领导试图使人们忘记这一点，以便他们犒最庸俗的“经济主义”。 这种经济主义可以从王谦在《红旗》染志（1977年第6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为这种思想辩护说：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当前中国上层建筑中的变化要受“生产力发展”的支58 ==========第60页========== 配，以此来“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这里我们发现又回到了“唯生产力论”一-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曾正确地受到了谴责的理论、一个被苏联国家资产阶级用来扩大和巩固自已权利的思想武器。 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统治了以讨论十大关系为借口而召开的十六个会议。如果我们再来研究一下《红旗》杂志(1977年第1期)就会更加明白了。它对生产关系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只字不提，尽管这种改造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最基本目标。 这里所讨论的只是“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因为据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现在，人们又何到了不是把阶级斗争、而是把生产力作为革命的根本要素的经济主义上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如下说法：“归根结底，经济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经济基础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样，归根到底还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生产关系。（1977年9月21日新华社电讯稿。)这样，刘少奇在1956年“八大”上坚持的理论又重新出现了一这些表面上受到批判的理论神不知鬼不觉地义被请出来了。 回到“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上来。 为了给这种经济主义和生产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以反对生产关系（同时在劳动分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特权等方面)中出现的任何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又弹起了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一些老调子。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 59 ==========第61页========== 制度”一词倾向于代替向杜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它起着同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苏联修正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相同的作用。 为讨论十大关系的十六个会议所作的评论，谈到据说是1956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加以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其标志是国家所有制。这种标志表明已不再承认一系列矛盾的存在：虽然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论十大关系》的 一个主要贡献，而且即使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首先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非矛盾性。 其中第七个会议表明，由于国家占有工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理论上的”胡说，其目的是宣称，既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是“工厂的主人”，因此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包括列宁在1921年指出的那些矛盾)就被简单地否定了。工人只襦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因为这些命令是他们自已下达的！真是绝妙的辩证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所有制”或“公有制”所起的这种根本作用在其它许多文章中也得到阐明。例如，在开展竞赛运动的时候，1977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平静地声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在这种社会中的关系是同志之间的合作关系。” 资产阶级的存在被忽略了，当然就更谈不上承认党内和企业领导岗位上存在资产阶级了。于是，文化革命的许多基本论点就这样被否定了。 60 ==========第62页========== 拒不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货色，纪政在1977年3月号《红旗》杂志上写道：“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同时，由于分工不同，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芳动的差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属于内部矛盾。”这样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同时也否定了为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要抹煞十年文化革命的教导绝非易事。特别是让人民忘记一些人在这10年中所说的话更不容易，尤其是张春桥，他曾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起正面进攻（即使并不总是非常明确)。某些“理论家”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张的:一些说法（同时进行歪曲以易于进行批判)，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林尽染在【977年5月号《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攻击了张春桥在75年发表的一本题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小册子中的言论。我们知道张春桥在这本小册子里企图确定中国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限性的性质，而当时的提法是这一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张迈进了重要的一大步，因为他强调了这一改造的法律和形式两个方面。他指出生产关系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从而集中说明了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⑧ 林尽染在他的文章中所攻击的正是文化革命的这一主要目的，同时也攻击了与此相吻合的各种理论上的提法。为了使他的攻击令人信服，林尽染提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并声明，由于这一改造已“基本”完成，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思想和改治战线上发展。就这样，林尽染删去了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由工人自己发起的为了改造劳动过程和生产、从面 61 ==========第63页========== 也就改造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他鼓吹以“思想斗争”即“现代思想”与《旧思想”残余的斗争来代替在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这样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它的对立物。它使国家资产阶级得以声言“这些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工人们仍然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理由来攻击工人们可能提出来的要求。 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林尽染的文章从这一论点的经济实质继续写下去。根据他对“所有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这一概念，他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一切就是以生产斗争代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一斗争需要由专家和技术人员来领导。如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那就只能加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尚未被摧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看起来，中国的许多工人和党的干部不愿错误地遵从这些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因此为现领导服务的理论家不断地回到由张春桥的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上来，其中登在1978年第1期《北京周报》上的王惠德的文章《为什么张春桥在所有制问题上大作文章》就是一例。在这篇文章中，王惠德责备张春桥在在1975年重复毛主席1969年4月说过的“看来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我们的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大多数工广 我不是说全部或绝大多数一一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中”。 根据王的看法，已没有任何必要考虑企业的管理问题了。因为经过文化革命，“只有一小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既然权力在工人阶级手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62 ==========第64页========== 也就已经“解决”了。 王的提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问题。王很详细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问题已以社会主义占上风而最终地解决了。但王的这种肯定又从何而来呢？从1969年到1975年（从1976年到1978年更是如此)难道不是发生了许多事情吗？特别是文化革命中被清除的大批右翼分子的复职。难道我们没理由设想今天的情况比1969年更糟糕吗？ 最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问题。张春桥试图辩证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并不认为他是完全成功的。)他表明，政权的阶级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这种斗争也在党内进行。所以，政权从来都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它可能落到国家资产阶级手中。（毛主席在指出某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会变成“法西斯”党时，也提到类似情况。)但是王拒绝以这种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对于他来说，政权和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还以同义反复的方式引经据典，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方法产生了下列“道理”：“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二，就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所有制已由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三，我们要注意不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象林彪那样的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手中。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 这里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武断的结论，而不是说明。头两个断言算它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断言问题却丝毫没有解决： 63 ==========第65页========== 1975年“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存在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因素，无产阶级的专政如何与它的对立面相结合，自从1976年10月事件和华国锋、邓小平集团掌权以后，国家的阶级本质是否已经改变等问题。 除了对上述一切有关事项进行具体分析以外，没有其它办法能够解决财产关系的实质问题和剥夺方式问题。这正是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所力求做到，而为中共现领导的理论家们所不能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一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只要“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以加强和扩大这一所有制就是了。这完全是一个否定关于文化革命的教导、为国家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论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点，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纯粹法律的（这就是说，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古了统治地位的。这种统治地位可以从薛暮桥在《北京周报》(1977第49一52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在这些文章中，他甚至说，在1953年国家通过投资、提供原料、销售产品和派遣管理人员而把一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就足够了，因为这些企业很快就具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丑化。它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搞丑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表现在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宣称的对毛泽东革命路线形式上的忠诚一而在实际行动上却相反一使得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手法表现得更能迷惑人。 64 ==========第66页========== 结果大致如下（例如1977年2月10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一篇为学习《论十大关系》第三次会议写的报道)：一方面，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所制订的先后顺序（即农、轻、重）再次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这一客观经济规律上”（这实际上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农业的发展则主要从它对资本积累的贡献这一观点来看。第四次会议（1977年2月3日北京电台)关于专门讨论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报告中不断重复、强调这些观点。这条道路受到赞扬，批评只限于牺牲农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片面性。对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均衡问题则完全被忽略了。 简言之，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上来了。这些观点正是现行路线的“理论”表现。这不仅是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普遍作法，甚至退回到远在1956年就在中国流行的观点上去了。 发展“速度” 在阶级关系上的倒退是与伽强知识分子、于部和专家的，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地位相联系的（下面我还要进一步探讨使这种加强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加强表现在更加重视发展的“速度” 这是现领导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下面是一些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曾从中国报刊上消逝了的句子：“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 65 ==========第67页========== 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北京周报》1978年第1期)。 这样，加快“发展速度”据说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引伸”出来的。而事实上，这是以生产斗争来代替工人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使工人服从于生产率的“要求”，要他们干更多的活，要更加遵守纪律。 强调生产速度在阶级关系上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如我所说，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加强这些人地位的一种手段一它不仅仅把工人和农民置于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束缚之下，而且还使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所起的领导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上面引用的社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给予知识分子、教育和获得科学知识以起核心作用的重要性。这样，对加快发展速度的强调也成了攻击文化革命中进行的教育革命的论据之一。 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加快速度一由于它不是同生产关系革命化相联系，而是同“科学”（它掌握在专家手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相联系一包含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统治，由此而来的积累率的增长，以及对资本本身升值的要求的增长。因此，它也就意味着工人服从于利润的要求。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往前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实际限度，而这必将导致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活水平和今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 苏联的经验表明，虽然这些危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的，但它们却是真实的。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从根本上探讨这个问题。我将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里详尽地阐 66 ==========第68页========== 述这一问题。至于强调加快速度的问题，还须加以进一步的评论。首先，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唯生产力论的口号一“速度决定一切”是同样的货色。实行这一口号导致了1932一33年和1936一37年的严重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而且1938年以后跟着出现的是党内新成分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 第二，现领导为了替它的唯生产力论辩护，不仅乞灵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做到发展速度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还乞灵于“结束”所谓的由那四个人造成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是恶劣的荒言。国民经济根本没有长期停滞和倒退。从文化革命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到已经有估计数字的最近几年，不存在停滞现象。电力生产从420亿度增长到1,080亿度（1974年)多钢产量从1,250万吨增长到3,280万吨（1974年)多煤产量从2亿2,000万吨增长到3亿8,900万吨（1974年)多石油从1,080万吨增长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1975年)@。这种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说法完全是与现实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对文化革命本身进行污蔑。 至于机械产量的增长，那就更为可观了。如果把1957年的机械总产值定为基数100的话，那么1965年就增长到257，而1975年更增长到1,156。而这些数字的来源却是非常不友好的中央情报局出版的手册！@ 在1975年至1976年间的确出现了困难，但这主要是跟革命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困难，还有1976年下半年，由于唐山地震引起的困难。因此把这些都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是歪曲事实。事实上，那四 67 ==========第69页========== 个人从来没有“控制”过经济。如果真有破坏的话，应该追究那些主管生产的人的责任一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把那四个人当成自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引起了各种不满情绪的表现（包括罢工），而那四个人很可能是支持这种行动的。不管怎么说，当发生罢工时，宣传罢工的责任在于“煽动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 即使有上述困难，我手头有关1976年的资料也没有反映出任何“长期停滞”和“倒退”的迹象。例如，1975年煤的产量估计为4亿3000万吨，而1976年石油产量增长了13%，天然气的生产增长了11%。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总值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13.4%，而1976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7%@。据我所知，1976年下半年的数字没有公布。 也许，由于1976年的事件，某些部门的生产暂时下降。但那并不能说是长期的停滞不前和倒退。 上述评论一点也不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速度是不可取和不可能的。但如果放弃了文化革命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话，这种加速是不可能长久的。 实际上，这种降格等于为了资产阶级竭力榨取利润的目的而奴役劳动人民。这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生产关系和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关于科学技术无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思想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以完全颠倒马克思主义为特色的思想在各个领域产生的效果。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科学技术领域。文化革命反对派的思想标志是把科学技术说成是全人类的、没有阶级性的。例如他们否认科学技术 68 ==========第70页========== 的发展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而对各种技术的应用会产生特定的阶级效果。毫无疑问，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发展方式的写照。这些方法照例是不能单纯地简单地“照搬过来”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服务的。对于科学技术也需要进行改造。文化革命中流行的这一观点，今天却正在被忘掉。 这种否定技术阶级性的极端观点表现在“企业管理技术”方面。例如《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文章批判在管理方面应顾及三个方面即“路线、领导权和相互关系”这一提法。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生产力问题的确重要，但是把它置于阶级关系之前，说成是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唯生产力论的立场。 另外还必须指出，在现在的思想家们企图取消阶级关系这个主要问题的过程中，“科学性”这一标准占有中心地位。《人民日报》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强调“管理现代化企业磊要有科学态度，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采用科学方法。” 在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第十五次会议的报道(1977年2月14日北京电台)中甚至宣称：就“管理企业”而言，有必要保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中”“科学的东西”。这 一提法预先假定资本主义的管理属于“全人类”的科学领域而工人阶级可以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生产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件引用的是《论十大关系》上 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被明显窜改以适合“当前口味”的话。在现在正武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我们见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风格、也不符合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句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69 ==========第71页========== 在文化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版本根本没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陈词滥调，更没有说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的“科学特点”的话。毛泽东的话要简单得多。@很清楚，毛泽东的话被窜改了，以便用他的权威来掩护他们为采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辩护的作法。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走着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在美国企业管理学校里学习企业管理。 这种“修改”毛泽东某一著作的作法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领导经常这样干。在现在流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没有的话。这句话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毛强调的权力分散是背道而驰的。这句话是这祥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北京周报》1977年第一期) 总之，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接受的、与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论点相抵触的思想，其特点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说成是象生产力一样、“无阶级性”的倾向。须知生产力既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有前者才能促使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但这一思想不见了，有的只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泛泛之论。而这一论调同这样的理论密切相关，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任何发展“物质基础”的事情都必然会巩固“社会主义”。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现领导为他们搞修正主义以及与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做法进行辩护的思想观点，但我并不认 70 ==========第72页========== 为有这种必要。因为我所说的已经具有足够的结论性。因此，我只想用下列的话来结束我信中的这一部分：当前中国修正主义是以实践上的狭隘经验主义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 这种教条主义表现于：修正主义者不是对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靠武断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语录（如我们指出的，有时甚至不借进行歪曲和伪造)，但避而不谈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发展。例如，对于文化革命前的毛泽东语录和文化革命中的语录同样看待，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较老的语录比对较新的语录更加重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最近的语录中富有完整的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使现领导感到很难堪。 最后，从1976年底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教条主义，其特点就是力图把现在的根本的理论问题说成是已经“解决了”，其目的在于防止沿着文化革命打开的方向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宣布毛曾经“创造了完整的、精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197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把这种理论说成是“完整”的，意味着除了对之进行评论之外，其它作法一律不能允许。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提出了一个禁止对这一理论进行详尽阐述和进一步研究的形而上学的主张。这是力图使这一理论丧失生命而枯萎。因为理论一旦不能前进，它就会后退。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企图以毛泽东的理论来反对毛泽东。吴江的“完整的理论”和林彪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在是大同小异。 例如，我们看到了各方面的“大跃退”。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除非你不愿正视现实。那是因为你感到，不管你不 71 ==========第73页========== 愿承认，现实将迫使我们去研究我们认为已经解决或情愿相信是不存在的问题。（我想这正是你的态度，我亲爱的尼尔·伯顿。)或者由于你一向或现在认为文化革命是“有害的”，因而否认有“大跃退”。我相信这是大多数现领导的看法。他们片面地美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头十七年取得的成就(1949 一1966)而对1966年开始的革命阶段却实际上闭口不谈。说实在的，他们不敢明确地、公开地否定中国革命的最近十年。但是他们对这些年的革命涵义所持的缄默证实了他们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形势就是我所形容的这样。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它是如何发展到这一地步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对它的答案包含了现在和将来都可借鉴的教训。 实际上，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和事态的进程有关，它与使“革命路线”陷于失败的那些政治条件相连系。这一失败自从毛泽东死后趋于明显了。对于这些事件在当前只可能做到片断的了解，只是部分地告诉我们造成这种失败的背后的原因，尽管如此，了解当前形势的特点自然是有必要的。 关于“革命路线”这一词的含义 在着手研究造成“革命路线”失败的条件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我加了引号的这个词的含义说几句。由于这一词有时会使人产生误解，特别是当它被“个人化”，称作“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时，就更是如此。 在现实中，一条实际的政治路线从末“实现过”党的最高领导阶层或是这个党的领袖一尽管是一个集中制的党一所制定的方向。一条实际的政治路线总是由给予它生命的社会力 72 ==========第74页========== 量（阶级或是社会阶层、或是属于这些阶级和阶层的人）所决定的。 一条政治路线只部分地符合它所要求的原则方向，因为它明显地表现出这些社会力量的特殊愿望和利益。他们的愿望尤其取决于他们关于“集团利益”的观念一这一观念必然要受到他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影响。这意味着，由党的领导机构提出的原则政治路线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实际政治路线基本上是由给它以实际内容的社会力量来决定的，并且体现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愿望和观点。 因此，把某个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方向跟一个党的实际政治路线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一路线并不是他们的“指示”借以存在的形式。它是对于一个客观进程进行思想和政治千预的结果。它可能会改变这一进程发展的道路，但只是在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限度之内，它能对这一力量对比施加远非按其原来意图实现的影响。 在政治实践方面，辨别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或个人的指导下的实际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多少偏离了这一指导)并不一定是出于要手腕或系统的“欺骗”。它往往是在只有最高当局所制定的政策才是唯一正式“合法”的政策的时候，进行政治斗争的那些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 例如，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所执行的路线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即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可以认为在刘少奇和林彪行使实际权力的阶段所“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据说，即使是在那些时候，尽管有敌对的路线的“干扰”或对官方路线的“破坏”，执行的仍然主要是基本路线”。 73 ==========第75页========== 这样就是既承认，义否认官方路线和实际路线之间有分歧。由此而产生的混乱是由于那祥一种作法（实际上是一种唯心的方法)：根据那种作法，实际的政治路线首先是与“思想体系”和以这些思想的“名义”做出的决定相联系，而不是明确地与体现实际政治路线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确，在关于现代历史的研究中，这种作法常常无法避免，因为暴露那些体现条特定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力量未必总是可能的。 这些看法并不只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历史。它们也适用于所有社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实际政治路线被看成是由执政党的最高领导阐明和确定的，并且在这些组织中这条路线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确定的。这种表面现象与某种政治关系的存在有关，它也许会产生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和“铁板一块”的神话。或者说，作为其对等物，一个“极权主义”的神话。 苏联共产党也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宣布的政治路线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的“差距”又真又假。这些差距通常被说成是“违背”这一路线的例证。在某些阶段，这种“违背”是由“纽织工作中的缺陷”所造成。例如，在1934年苏共17大期间提出的“组织工作决定一切”（参看1934年莫斯科发表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报告，特别是33页和619页)。后来把这些“违背”归咎于“敌人”的活动、“破坏”、“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等等。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明确承认：方针路线和实际路线之间有矛盾（这被描绘成“违背”.)和不能够从真正社会力量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矛盾。 如果我们要回到文化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我们就有必要强调，这条路线一总的说来，毛并未否定这一路线，尽管他对这一路线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批评一并不只是中 74 ==========第76页========== 国共产党及其主帝的著作中提出的政治方向的“实现”。为7 理解这一路线的真正和复杂的社会实质，有必要进行有区别的分析，而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表明：从社会上和思想上实际介入政治舞台的这些社会力量（阶级和阶级的派别)是什么。这些社会力量看来像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代理人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路线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保留来使用“毛泽东政治路线” 一词以描绘在1966年至1976年占统治地位的那条路线。 我们必须看到：使用某一领袖的名字来描绘某一政治路线会引起一系列消极的后果这一事实。的确，当这一领袖受到高度尊敬时，使用他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会阻止对这一政治路线进行批判的分析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以“来自权威的论点”来代替对事实和原则进行透彻的检验。这种代替可能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它会助长产生一种气氛，即某一领导人说的话被认为是“必然正确”的，而使群众和党员不敢提出他们的意见。 对于使用“革命路线”一词也要有所保留。实际上，任何 一条政治路线都带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推行、甚至泡制这条路线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他们并不都具有革命性）的印记。尽管有这些保留，在这里仍然使用这个词，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说在现有条件下，1966年一1976年期间占统治地位的那条路线的主要方面表明它是最革命的，跟毛泽东对原则的观点最接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基本上支持这一路线的原因。 谈了这些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虑一下造成这条路线失败的条件吧。 75 ==========第77页========== 毛泽东死后其政治路线失败的直接政治条件 对这些条件我只想说几句：第一，华国锋是通过政变获得政权的。这一政变开始了一个政治转折，它导致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代替了以前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这些最重要事件的顺序是人所共知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我们了解不多或了解甚少。我只谈如下几点。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刚刚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到那时为止所遵循的政治路线的团结看来还未公开破裂。所有的领导人都参加了9月11日一18日举行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而王洪文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见1976年第38期《北京周报》） 9月18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革命路线的基本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他再次肯定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特殊性的理论。他引用了毛主席对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的提法：“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见1976年第39期《北京周报》） 在同一讲话中，华国锋还指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出处同上）他补充道，必须“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处同上） 在后来的日子里，领导人中间出现了紧张的迹象。看起来华国锋好象在9月19日拿到毛主席的亲笔文件，29日（在政治局的？)一次激烈的会议上，华国锋指责那四个人篡改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然而在9月30日的晚上，全体领导人都出席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一个“座谈会”。@76 ==========第78页========== 在10月初的几天里，如果你仔细读报纸就可以察觉到出现了不同的提法。10月6日华国锋依靠警卫部队和华北军事领导人，发动了政变，逮捕了那四个人（据说他们仍活着）。在这些行动中，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打死。北京工人民兵头头马小六也被打死。10月8日，在极其可疑的情况下，一些公认的领导机构的成员被剥夺了自由。其它人也遭到逮捕的威胁。华国锋“自已”指定自已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保留总理职务。同时，他自我授权垄断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解释权。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而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并未开会。圈从10月10日起，开展了反对那四个人的运动。他们被指控为“修正主义”、“策划阴谋”，同时发出要求遵守纪律的呼吁。 暂时，华国锋的主席“任命”在报纸上谨慎地发表了。@但直到10月21日才举行了大游行“欢呼”华的“任命”和“庆祝粉碎四人帮”。就在那时，完全违反历史事实地宣称毛是反对那四个人的。10月28日，张、姚、王被撤掉在上海的一切职务，而批邓仍被正式保留在日程上。國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0月25日的联合社论力图“证明”中央委员会“任命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是遵照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作出的决定的。这一说法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关于这一任命是否合乎手续的疑问，因此需要赋于华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性”，即由毛主席亲自指定。实际上，对于按照自已的章程行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合法性”是不适用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依据，因为毛的那句不断被用的话“你办事，我放心”一既没有说明是对谁讲的，也没有说明要他办什么事情。 总之，从10月底起，华国锋便以毛主席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77 ==========第79页========== 出现，并开始树立一种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此后他的照片日益增多地和毛的照片并排出现。@ 从11月开始，对遵守纪律的要求变得更经常了，还通过一项决议来重建“工厂的合理规章制度”，同时开展了对那四个人的中伤、菲谤运动一这一运动是如此明显的虚伪，对之根本无需作答。它只能使负责这一运动的人自己名誉扫地。@ 11月底，停止了对邓小平的批判。团12月，唯生产力论的口号愈益经常出现。 1977年1月，报导了几起要求邓小平复职的游行。2月份，外交部长黄华说，邓将在“适当时机”复职。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邓应予安排工作。也就在这时，“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开始了，同时宣布了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实际上邓那时似乎已恢复了政治活动。 至1977年6月底，《人民日报》赞扬了邓以前曾被批判的观点，并支持了他对革命路线（现已被说成是那四个人的路线)的批判。 最高层的形势逐渐发展到这一地步：邓公开地▣到政治活动中来了。在三中全会上(1977年7月16一21日)华被正式任命为主席，邓恢复了他过去的一切职务。在党的十一大上（1977年8月2一18日)，邓致了闭幕词。 这样，在罢官16个月之后，邓又官复原职。中国老百姓对所发生的事情未得到任何真正解释。他们只被告知，这两个自相矛盾的决议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改治局“一致同意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见1976年第15期《北京周报》)多第二个决议是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见1977三第30期《北京周报》)。 78 ==========第80页========== 但是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并不是平静地进行的。这是警卫机关起了很大作用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顶点。虽然有关他们的作用和所使用的各种旗压方式的正式消息很少，但当我们集中起我们所占有的材料（包括直到最近才从中国回来的外国人是供的消息)时，可以很明显看出，这种镇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我们掌握情况的所有省市中，不仅有逮捕，还有处决。看来后者为数极多。2特别是在77年底，报刊也强调了公安机关的作用（例如《人民日报》11月27日，28日) 1977年一年中，伴随着镇压的是党内的大规模“清洗”。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很少，因此我门无法估计它的程度。但根据一些从中国回来的曾经同相当级别的干部谈过话的旅行者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干部遭到“清洗”，主要是那些文化革命期间从下面上来的干部，伴随这一清洗的是以前被清洗的大批干部的复职。因此，到1977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成分比起1976年10月来说距离很火，而更接近于65年的情沉。 与右翼分子复职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的位置得到了加强。他的亲密同僚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关键岗位，主要的有中央组织部，（决定所有党的机关千部的任命、调动、提升和免职)，國其它中央各部和一些省。 同时，更多地强调生产，“生产”先于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新的批判对象。这些对象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人们能够从提法的改变中看出一些眉目。例如，号召批判“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提法现在通常去掉了刘少奇的名字，而且不止一次地表明：“我们不仅要反右，而且要反‘左’”一这最后一个字是带引号的，说明它并不是指真的左。这种说法看来旨在为新的批判运动开辟道路。正如登载这一文章的《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 79 ==========第81页========== 日)所补充说明的那样，“不少人不能辨别真左和假左。”1978年初，这一运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军队报纸上，（不指名道姓地)攻击“那些风派人物”最善于“180度大转变”网，现在力图加入对那四个人的批判，以逃脱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肯定这一方向，那么一定会导致一次新的清洗。这次清洗将打击那些积极批邓、又以同样的热情反对那四个人的人。 如果我们要了解直接导致政变发生的条件，并获得对这一事件某些后果的一些看法，那么回顾一下伴随1976年10月政变以及政变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解释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一他们是怎样由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以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在最后一节中将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 我已经否定了一个过份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新的路线是由于以前的路线“经济上的失败”。这一解释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1966一1976年的全面经济“资产负债表”是很积极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本来可以、甚至应该更好些。在今后的几年内肯定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绝对不能证明不放弃革命路线就不能加快速度，只要对这条路线加以整顿就行了。据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放弃这条路线不能说成是出于“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能说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倒转所致。没有1966年一1976年的真正资产负债表”，试图说明在这些年中过去的路线是如何能够或是应该得到纠正是不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广泛的讨论和社会实践才可能具体地清除革命路线更为深入时所产生的错 80 ==========第82页========== 误。然而既无广泛的讨论，也无社会实践。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上海市是一贯贯彻革命路线的城市一它受敌对分子的千扰最少。这些分子嘴里附和而在实际上破坏它。上海的经济成果甚佳。那些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凡是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工工作过的，一般都说上海工厂里的工作和生产气氛同其它地方一祥好，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比其它地方还要好。 然而革命路线的失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把失败仅仅归咎于这一路线的反对者的“伎俩”、“狡猾”和“厚颜无耻”。这些因素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却不是主要的。如果一条路线失败了，这是由于它本身在某一方面是失败的。考虑这一失败的实质和原因是很重要的，这最终应当从阶级关系的高度去寻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得出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答案。 我再说一遍，目前我们只能得出部分的和暂时的答案，但这也许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研究的起点，其中也包括批判现在提出的答案中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提出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碍是缺乏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作出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具有重大意义事实。那四个人当中的某些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没有成功。他们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掌握足够的对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作阶级分析所需要的理论观点。这一不足表现为一种倾向，即给现代中国资产阶级下定义时，不是按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改治路线一或者充其量不过是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的分配关系来划分。从根本上说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上层建筑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基础的产物。 81 ==========第83页========== 这一不足是由于使用（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概念而造成的，这一概念本身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对于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影响。 造成这一理论上的不足有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不受现成公式的影响进行广泛的讨论，和由于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了反对进行这一阶级分析的任何企图而发起的猛攻。资产阶级要保护自己。所以，那四个人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要在中国进行阶级分析一据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早已做过这种分析了一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缺乏对现在中国的阶级分析，妨碍了充分理解最近几年来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它也是革命路线失败的原因之一。知果不知道这些阶级关系是什么，就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这些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尽管它力图使“经济现代化”，最终也只能保持现状。 没有任何党的文件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差别配和人民公社内部的社会差别，國做出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一局面的严重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缺乏对新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表现在使用陈腐的贴标签办法上面。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贫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等成份國而这些成份，还是公社成立时的那种含义。而今天这些成份除了作为当前阶级和社会阶层分析的荒谬的替代物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同样地，不是对不同路线的阶级基础作真正的分析，而是以贴上以同样标准区分的标签的方法来譴责“被批判”的路线。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对立路线支持者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罪状。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76年，一篇题为《伟大的胜利》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报》)宣布说：邓小平的社会基 82 ==========第84页========== 础是由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紧密联系的“党内走资派”组成的。（《北京周报》1976年第16期)。另 一个例子是：1977年曾接受这一分析的华国锋在他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当时邓小平就坐在他旁边）：那四个人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北京周报》，1977年第35期) 这种提法说明领导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对被批判的政治路线作出严肃的阶级分析。如果确实有这样 一种分析却被当作“秘密”来保守（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个政党就不配自称是领导广大群众的党。事实上，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本设没有做出任何基本分析。结果，除了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之外，拿不出任何更为象样的东西。 当然。造成近年来党内分裂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斗争并不受 一项严严肃面精确的阶级分析的引导，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这些斗争和深刻的阶级分裂不相一致。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分裂被直观地、普遍地加以理解，因而并不敏锐也不细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划分正确的界线，以妥善处理次要矛盾（它很可能因此而带上对抗的性质)，从而安排好跟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阶级联合相符合的妥协。 文化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突飞猛进的历史（从1966年5月到1976年2月@，随后是一系列的退却和新的进攻。这些退却主要是由于左派没有能够缔结基本的妥协和形成必要的阶级联合。毛泽东把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退却归罪于上述没有达成基本妥协和形成阶级联合，这不仅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还影响了阶级本身之间的关系。 些现在被说成是对那四个人的批评的毛泽东语录一一都 83 ==========第85页========== 是断章取义又加上了适当的注释一实际上是毛给他们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已，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操之过急。这些忠告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如刘少奇、邓大平的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 辙开策胳问题不谈（这关系到政治力量的对比)，我觉得，在革命路线的失败中起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他们没能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问题。没有这样作的后果之一是：这四个人经常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除掉他们的对手，而不是贯彻一条具有充分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却显示出他们能够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但是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处理这一联盟的内部矛盾。结果，他们总是倾向于以高压政策来代替政治领导。 于是对抗发展了，由此引起了在左派的支持者这一方面的折磨人和欺凌人的措施，甚至于镇压行动。这些常常不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是针对那些仅仅被怀疑是敌人的人。经常采取这类行动的家伙常常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一一他们只是一些表面上靠近左派实际上企图利用左派的威望来满足个人目的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甚至左派的领导人也对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采取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至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充分进步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阅读外国刊物和书籍的权利受到格的限制（这也表现在一些从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出发支持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的恶习上)。在对所有文化、电影、戏剧和类似作品的出版要加以严格控制的借口下，允许问世的新作品数量很少。在科学领域里，出版的著作数目大幅度下降，大部分科学刊物停刊，甚至连进图书馆也被严格限制。 84 ==========第86页========== 正如我所说过的，采取这些措施的也许是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他们以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活动，实际上是妄图对它造成危害。无论如何，这类措施不只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生活遭受了无谓的损失，也使知识分子们感到受了欺侮，很可能到最后还遭到一部份群众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拒绝支持革命路线，或仅仅口头上给予支持。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及时改正那些导致他们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发展的行为，反而陷得更深，高压政策和镇压措施 一个接着一个。由于这些措施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我觉的没有必要在此加以重复，即便这些说法是夸张的。毫无疑问，基本上说来，它们是符合某些事实的。 综上所述，我想我们能够接受阿什莫奈特在他写的题为《靠高压来实现革命化》一书中的提法：“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充分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缺乏谅解甚至正在加深”。 高压政策的成分一旦进入应该是联盟的东西，它就要蔓延。最后，高压政策也会加在一部分群众身上，使不满情绪增长一例如，在那些被强迫下乡落户的年轻人中间，还有他们的家庭中间，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他们之所以应该下去的原因，他们对此也没有充分的准备@。群众的团结因此无法发展。不允许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代言人”便出现了，他们代表群众独立地行动。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总不是健康的，它为在“自由化”旗帜下进行修正主义的反扑准备了条件。 在这期间没有一个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人能够造出一张这些年来真实的“资产负债表”。然而，认出这些斗争的某些特点是可能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以革命 85 ==========第87页========== 路线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斗争的特点之一当然就是它们通常是以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宗派主义之所以产生部分地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阶级分析，有了这种分析，才能使他们有可能正确划分阶级并形成联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式化以至形成教条主义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继续存在的影响，这一思想蜕化是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最后竟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面©。 中国修正主义同样受其影响。但和革命路线的情形相反，它和这一倾向本身的目标并不抵触：革命路线则缺乏它所需要用来高度连贯地发展其活动的理论观点。中国的修正主义丝毫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难堪，正相反，这反倒使它能够利用那些既是教条主义又是折中主义的观点。 这一折中主义使得修正主义路线看起来不那么带强制性，因此，毛泽东逝世后，知识分子中的不满连同群众中的某种厌倦情绪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上他们害怕发生内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发动政变之后，起来护拥修正主义路线。 有助于解释革命路线失败原因的近几年来斗争的特点之一是，斗争带上了强烈的各人色彩。这种斗争的个人化最后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许在短期内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从全面考虑，它是一种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使一些聪明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能够躲在据称毛向他们表示过的信任后面，“以他的名义”说话，或者宣布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林彪和华国锋的例子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 这里谈到的这种可能性基于这一事实，即当斗争变得个人化时，不是主要表现为原则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斗争，而是表现 86 ==========第88页========== 为一心想夺取某些位置的私人之间的个人争夺（尽管通常总是声明这些斗争是路线斗争)，而且这适用于各级领导。 此外，这种现象显而易见地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因素。“夺取政权！”的口号经常导致把政治斗争变成地位角逐@。在这场角逐中，对占据这些位置的人进行的个人攻击的成分常常大于原则斗争。然而，这种以个人之间的斗争代替改变阶级关系的斗争的作法，最终只能在群众中造成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因为群众无法了解这类斗争怎么会影响他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乘机利用这一厌倦情绪，标榜他们自己是恢复“秩序”和“安定”的人。实际上，他们一旦在中央取得权力，便从事最恶劣的迫害、清洗和争夺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们是背着群众偷偷搞的。 对所有这些还可以作一点补充，那就是政治斗争经常是微妙的这一特点。这里我仅举一例：“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关子)运动”看来有好几个靶子，要看不同时间和参加运动的人而定。这些靶子中不仪有林彪和孔夫子，而且还有周恩来，那四个人，邓小平，也许还有其他什么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讨论”的意义，而对其他人来说，要求他们承担关心和参加讨论的义务，最后只能变得无法忍受。 某些斗争的微妙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动这些斗争的人们并非真正力图使群众参加这些斗争。这些斗争只不过是在那些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求助于群众”的领导人之间开展的，但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内容却很少向群众做出明确解释。用同样的帽子来扣鼓吹根本不同政治路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微妙性的一个方面。被扣以各种通用帽子的前领导人被抬出来作为发泄公愤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人向群 87 ==========第89页========== 众真正解释症结何在，没有人帮助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坚持住，不被赶下来。在这一点上，上海公社这一插曲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 上海公社：它的迅速消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义 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因为上海公社容易被人忽视，而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有着颇大的重要性，所以这就更有回顾的必要。我首先要回忆某些事实。 1966年11月以后，上海（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主要有天津和东北一些地方)的专搞文化革命的工厂委员会的数目迅速增加，这些委员会在企业中建立了“双重权力”，他们是按中央文革小组十二点指示批准的机构。团 在上海的工一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主要由干部组成的生产部门的权力并存。12月底，后者瓦解，而工厂委员会则发展成为群众革命组织（称为“司令部”）。虽然它们内部还不统一，但它们一致反对它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当时的市人委领导。1967年1月初，在百万工人参加的集会之后，市人委跨台了。图 1月9日，32个组织联合发表了称为“紧急通知”的东西，它提出了一系列的章程，显然是在为一种治理机构的新形式作准备。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这一文件，毛泽东亲自把它树为样板。1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在所有革命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方法中，归根到底唯一的方法就是掌握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们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的当然主人！”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出现了标语：“一切权力归公社！”88 ==========第90页========== 然而，发展需要时间。直到2月5日，公社才在一个百万工人出席的大会上宣告成立。发言人宣布说：“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已经完蛋了，一个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新的权力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 然而上海公社并没有得到中央报纸的喝采，其它一些城市的公社，如太原公社的成立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央政权既不承认公社，也不正式否认它。二十多天后，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公社不复存在了，而起初张春桥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和所有发起组织的批准，参加了上海公社的工作。 就这样，在上海和其他城市里，公社这一形式，虽然《十 六条》里提到过它，却被抛弃了，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 没有提出过任何说明这种改变是有道理的真正论据，但是主要是在张春桥2月24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在那次讲话里，他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对上海公社这一创举的评论。⑤@根据张的说法，毛泽东并不是非难公社的原则，他只是怀疑公社是否是按正确的程序成立的。而且他怀疑这个模仿巴黎公社的样板是否能为上海这个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中心以外的地方所接受。他同样也担心全中国都宣告成立公社所引起的国际问题。这些意见并不很令人信服，并且与其说是论点，不如说是疑问。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对公社的谴责，只不过是要求小心谨慎而已。 实际上，毛所提出来的原则问题是党的问题。看来使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给干部们指派的角色和一些造反派要“打倒一切当权派”的趋势。他问道：“我们是否还需要党了”然后他回答说：“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儒要…个坚强的核心，一个青铜模型来使我们在要走的道路上更为坚强。共产党 89 ==========第91页========== 或社会主义党，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我们必须要有 一个党。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 问题发生了。曾经支持过公社这一政治形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人，怎么会在实践上又倒退回原来的态度，声称中国对接受这一政治形式还没有作好准备？他们又怎样开辟一条以 一系列退却为特征的新道路？这一系列退却因局部的、越来越无力的反攻而中断。 就文化革命的具体开展来说，应该考虑两方面的事实。首先，（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各关革命组织很明显已无法联合。他们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并且热衷于搞垮对方，从而存在着造成混乱和大批打倒正直和忠实干部的危险。1967年7月，毛泽东谈论了这一形势，那时他批评了大多数斗争性最强的文化革命支持者们所表现出来的不能团结和联合他们应该与之取得协议的人的现象。@ 事实的第二个方面是最高领导人中间的大部分党员对1967年初发展形势作出的消极反应。这些党员基本土没有采取革命立场，他们敌视文化革命，只不过没有公开这样说罢了。因为他们是多数®，所以他们呼吁“温和”是有人听的，要不是这样，党的团结早就完了，甚至连党本身都不复存在了。 谭震林1967年1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许多革命老干部的态度，他说：“你要不要党的领导？你想把老于部都毁了呀？我在这里以全体革命老干部的名义说，我宁可坐牢杀头，也不愿眼看着我们这么多老同志遭受屈辱而保持沉默。”感 由于大部分老干部的态度和保持党的团结和生存的愿望，使得政治局不得不“缩小打击面”，并确定个别对象：刘少奇、邓小平和少数其它官员。另一结果就是人民解放军和它的领 90 ==========第92页========== 导人林彪被赋予了特殊的作用。从那时起，正是解放军（通过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确认哪家是“真正的左派群众组织”，引导他们实现大联合，同他们一起左右整个运动。國 这些决定导致群众运动的消亡和军队领导人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的影响越来越大。®1969年在党的九大，军队领导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选入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14名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标志文化革命初期特点的群众运动被自上面下组织的批判运动所取代。1971年，聚集在林彪周围的军队领导人对革命潮流带来的威胁太大，以至林彪被粗暴地消灭了，但这并不能使革命潮流在党内成为代表多数的倾向，它的代表在政治局委员会中大约只占二分之一。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成功地使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到足以防止越来越多的右翼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复辟的程度。结果，解放军和公安机关起了决定性作用的1967年10月政变成了在政治舞台前沿酝酿数年之久的这一过程的高潮。在许多不同的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受上面领导的组织享有优先权。这对这一过程十分有利。这和放弃公社这一政治形式也有联系。 然而这些事件的展开并不足以说明放弃革命路线或是这条路线最终失败的原因。要说明这些事实需要研究党和群众组织，特别是和公社性质的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些组织是劳动群众的权力机构。在这些关系中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劳动群众远不是自发地团结和表现积极的。这一情况反映在群众内部矛盾的发展上，使之有必要发动一场思想斗争，以便能使无产阶级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这就引起了一个处于各种矛盾之中的革命政党所应起的作用问题，这些矛盾可能会导致群众分裂，甚至会引起他们中间 91 ==========第93页========== 所出现的不同思想和政治倾向间的对立。 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渥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沉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 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在1919年就已注意到了一个消极的事实，即苏维埃并不像它应当做的那样，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府机构”，它成了“并非全体劳动人民、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替劳动人民代行的政府机构。”@这种形势并不是注定会改变，它导致了苏联劳动人民权力的完全丧失。 在1966年8年8日发表的《中六条》中，中国共产党不那么明确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制度。据说，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新的群众群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第九条）。另一方面，据说由于有了这些组织形式，群众在党的领领下正在自己教育自己。”如果权力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工作来体现的，这一工作是采取说服和解释的形式而不是以高压手段强制行使权力，那么这两种提法并不矛盾。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所说的：“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不要怕出乱子…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 用革命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公社这一形式、解放军在挑选群 92 ==========第94页========== 众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这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方式，都意味着放弃了1966年8月所明确采取的方向。 正如我们所见，放弃这个方向是同党的领导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革命路线的演变相对应的®。这也是由于群众组织在对待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对待很多干部的态度上不能联合、不能避免派性活动所造成的。这一演变以及这些作法看来和关于党的作用的某种主导思想有关，即认为应把党的观点强加给群众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服。同时，这些也同斗争的“个人化”有关。这两种现象是同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缺乏有力的分析分不开的。因为这些关系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画 这一论断妨得了改造社会关系这一长期斗争的发展（因为它们己经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了。)它还会造成以个人冲突来代替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而这些冲突的发展会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突出出来，而那些对于“追求地位”不感兴趣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反而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有时不得不试图从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支持（这些人必然是不稳定的)，有时为了避免由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引起的混乱，他们又转而依靠解放军干部或地方干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投修正主义分子所好，从而削弱了革命路线。 我认为，这些因素说明了文化革命所曾遇到的限制，也说明了毛泽东死后革命路线遭受失败的原因。 “思想遗产”和它的活跃作用 前述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同从三十年代末期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中引出来的“思想遗产”有关，.也同斗争的“个 93 ==========第95页========== 人化”以及封建的残余意识有关，中国现在仍旧是这一残余意识的继承者。 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遗产”会得以保存下来。使这些“遗产”仍然起作用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因素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风尚是些什么呢？为什么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蜕化形式所进行的批判没有充分展开呢（尽管毛泽东的某些著作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为什么这一批判所要求的新风尚没有占统治地位呢？ 显然，要回答所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这里我只能提供几点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思考如何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时的一些片断的想法。 首先，我注意到某些社会关系并没有受到系统的、实际的批判，而正是这些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出来，限制了毛泽东路线的作用，助长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扑。这些关系的核心是： (1)存在于党和国家机器里面的等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多(2)国家机器不同部分之间互不联系，（3)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隔离，它们之间不能正常联系，只能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这种隔离和互不联系给了党的上级机构以实权，并保证那些典型的资产阶级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关系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和秘密性。它使得群众不能任命或者罢免官员。其结果是，后者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统治群众的机构系统。 这些政治关系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这就是未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使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这一点上，文化革命中对直接的生产过程所强制进行的部分改变由于没有对再生产过程进行根本的改造而受到阻得。在一些关键 94 ==========第96页========== 问题上（如制定积累率和各部门之间投资的分配等)继续不受直接生产者的控制，而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在经济计刘的一些具体细节方面被征询意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稍微得到了一点克服，而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则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同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关系是由分配关系上的不平等构成的。这不仅是八级工资制的问题，而且也是分为30级的报酬等级问题。这里也涉及到党政干部享有的特权，它随着一个人在这一等级制中的晋升而增加。这些特权包括例如使用公家的汽车、比较宽敞舒适的住房，甚至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还能拥有别墅和去待别商店购买东西（衣服和某些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些特权扩大到拥有几座别墅，免费乘坐飞机进行个人旅行等等。@ 干部们的这些特权在最近18个月中的一场并非象当局所希望的那样仅仅针对那四个人的大字报运动中，特别遭到抨击。最尖锐的一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國然而它们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事实真相。它们表明，不同级别的于部享受着“合法的”特权。他们根据自己在等级制中相应的级别，住在和广大群众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 此外，这些“合法”特权的存在是获取“非法”特权和有利条件之门，是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泉源，特别是那些中层干部，按中国说法叫“走后门”。像非法建造一座别墅的机会，对干部子女的照顾（使他们能上大学，保证他们在被送去的农村的当地干部照顾下不给他们分配太限苦的工作等等)。无法估计这些“非法”特权到底有多少（它们都是“合法”特权的产物)。但是，根据最近的大字报，特权颜为广泛。国家 95 ==========第97页========== 对此采取既反对又容忍的态度，而本来按道理说，防止这些特权的出现是国家的责任。实际上，这些国家机构的成员同样在享受着这些特权，所以他们对特权的反对只能是有限度的。 最后必须补充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和高度的集中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自行补充十分有利，特别是在“集中”大大超过“民主”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之下。例如，这种自行补充表现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们的合作上。这很容易导致拉帮结党和裙带关系。 必须承认，“集中”对于“民主”的优势（就组织形式和政治实践而言)和党内禁止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有关。提到这样一点是中肯的，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过同样的禁令，只不过相对来说，出现得比较晚，它是通过对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的一项决定进行片面的错误解释而造成的。从原则上讲，这项决议并不是要剥夺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并且它仅仅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被采纳的，只有在当时的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理由那样做。國 资产阶级改治关系的存在加上特权制度，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蜕化变质形态的基础之一（三十年代从布尔什维克思想转化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为了在苏联的类似的特权进行辩护的)。@我想这些关系的存在一假使没有从根本上对它们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一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从未以系统的形式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在这方面，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但是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尽管对这一制度的批判曾有若干次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但为什么没有发动一场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集权制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 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单一的答案。我所能提供的答案的要 96 ==========第98页========== 点都是假设性的和有疑问的。 我所说明的第一点可从现存制度在特定范围内所起的客观作用中找到。从根本上说，这一作用在于保证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某种统一的形式。因此，如果不被另一种统一的形式所替代，这一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被摧毁的。除非你以另外的东西代替某个东西，否则你是不能真正摧毁它的。但是这另一种统一的形式只能由社会运动本身去发现，理论是无法“发明”的。这里，社会实验和理论批判相结合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一领域中，加强给群众社会实验的限制，使得找不到能够保证群众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形式，同时也不排除一个革新和改造了的党在思想上起领导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点，必须注意到，广大群众担心现存的统一形式可能解体的心理，有利于防止对现行政治关系进行任何激进的挑战。就这样，上海公社就既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作为样板了。在没有引起任何群众抗议的情况下，公社就被放弃了。最后，革命委员会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通过各种社会实践的再生产，逐步在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存在的一种变相的形式。 尤其成问题的是领导方法，它和真正的群众民主的发展是相矛盾的。后者所要求的是不受妨碍的言论自由和多种形式的群众组织。然而劳动人民进行干预的多种形式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干预是通过文化革命初期大批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发表大量不同意见和创办未经新闻检查的“造反派组织”出版物来进行的。)没有受到批判的党的干部，甚至那些从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很快就对这些干预形式加以限制。他们逐渐取代了原来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发言人而成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逐渐站稳了脚跟， 97 ==========第99页========== 并被结合进了原来的领导机构。这样，他们就和原来的基础一刀两断了。他们还通过让这一基础反复实践来扼杀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禁止他们发表批评意见。 这种领导方法同向社会主义前进是背道而驰的，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彻底的民主。这些方法由于害怕看到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中断及统一的新形式尚不肯定而得到加强。它们同时又由于文化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干部被融合进一种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批判的特权制度而得到加强一某丝这类干部一心想保留这一制度以便从中政利。 强制实行这种反民主的作法和遵循真正的革命路线以及毛泽东的某些口号，如“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是相矛盾的。这些作法证实了毛本人在1964年所做的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讲并不比其他政党更革命，一个普经是革命的政党常常会走向反面，变成反革命的法西斯党。國这就需要党在允许其它政党共存的条件下保持领导作用，当然不是通过高压手段，而是通过思想斗争©。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反民主作法的优势与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相矛盾的。 我们知道，毕竟只有劳动人民自己才能完成他们的自身解放。阻得群众活动的前进就等于反对继续革命。在劳动人民的组织自由受到妨碍时，当“统一的思想”强加在群众和党员头上时，革命是不可能继续前进的。统一思想的办法或者是领导上迫害和镇压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或者是组织一些讨论会，会上人们不过是重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垄断消息和歪曲历史事实给群众活动的道路设置障碍的情况下，推进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歪曲历史使群众无法了解自已的历史，从而也就不能在对当前形势采取行动中做到见多识广、 98 ==========第100页========== 消息灵通。)。所有这些障碍最终只能导致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失败，导致全面掌握科学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活动、开展社会实验和发展科学知识斗争的失败。 一条革命路线如果无视这些要求，或不能保证这些要求得到尊重，那么这条路线就不是完全言行一致的。不管它暂时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这种失败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当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搞的政变，加上“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和欺骗性的经济许诺。 当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当前的道路的标志不仅是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同时确实还有“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在对群众和革命的镇压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同时，却大谈什么“百花齐放”，甚至“千花竞彩””。但这些“花”注定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同意重复党所说的话就行。事实上“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活正在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而党落入修正主义领导者手中这种可能性（这正与实际情况相符），却被想当然地排除在外。奇怪的是，现领导正在恢复一些老木乃伊式的党派组织，它们已经不代表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再吸收新鲜血液了。@这一企图看来是考虑到毛所提出的各个政党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说，主要是使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物安心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些党派据说是代表他们的。 就在新领导试图安抚知识分子和旧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它却强化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劳动纪律，事实上还限制了工农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99 ==========第101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干的，让工人们期望不久他们将会享受迅速增长的“现代”生产资料和尖端武器的好处。要取得这些东西，需要巨大的积累，所以，除了一点余屑外，劳动人民所能享受的主要“好处”就是劳动的强化和进一步受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命令的约束一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加强。 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真正阶级本质在它的国际政策中也暴霹了出来。由邓小平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后果，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例如，表现在支持法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干涉和文持一些最反动的政权，像非洲的蒙博托，博卡萨和伊迪·阿明以及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这一支持的阶级意义反而更大，因为它甚至违反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感到这是对他们的民主和民族的愿望的一种污辱，这反而有助于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威信，总的说来，后者的策略运用更为巧妙（即使是在同埃塞俄此亚的殖民主义者一起干涉欧加登的索马里人民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候)。为了证实中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消极作用，你只消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谈谈就行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威信己经降到了最低点。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国际政策继续体现在一种试图把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外贸政策中，以致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一市场的波动。于是，除隐含在激烈的加速积累率中的危机因素之外，又加上了其它起源于国外的危机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遭到了历史的谴责。从长期观点来看，它只能遭到失败，正像修正主义的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将被迫逐渐地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一一它将在那些今天无法或不愿看到这一面目的人们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实际上，这个 100 ==========第102页========== 领导现在正坐在火山上。即便他相信自己的诺言，这些诺言也将被事实所驳倒。的确不错，生产可能在几年内有所前进，特别是那些给予优先权的工业部门，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最终将会恶化，因为现领导引导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很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党正在引导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许下的诺言将会实现。这种情况，加上那四个人所犯的错误，他们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厌倦情绪，说明了为什么有 一部分群众以慰藉的心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相当的热情来欢迎现领导。 然而，当虚假的诺言被拆穿时，事情总归要变化的。那时，为社会主义进行过长期胜利斗争的、经过文化革命锻炼的、在实践中亲眼看到这场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积极成果的、敢于向统治当局挑战的中国人民一他们是富有经验的一将继续大步前进。 我们现在无法预见到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而且将会出现许多曲折，包括党的领导出现新的分裂。邓小平的经典性修正主义路线和华国锋的路线〔华看来还企图保持文化革命某些成分的外表形式)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但这种波动只是次要的，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中的健康因素将同他们在一起。 在目前形势下，一切身居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责任站在中国入民一边。在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必须避免做任何可能提高正在把中国拖向通往灾难道路的领导人的威信的事情。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人看到文化革命遭到否定，但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可能会对 101 ==========第103页========== 社会主义感到幻灭。对于他们，中国的朋友们必须尽力去解释修正主义路线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暂时占上风的。这种解释更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毛泽东路线支持者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错误。这种知识对所有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以缩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或是其它什么地方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性。 这个解释的任务是长期而又复杂的。我已试图在上述几节中开始这一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最多不过是一个长期的思考过程的第一步，如果要取胜，很多人必须加入进来。总之，我感谢您，亲爱的尼尔·伯顿，正是您的信激励我作出回答，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东西，以此作为对我所答应的解释的 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夏尔·贝特兰 102 ==========第104页========== 原作注释 (1)下面在专门论述上海公社的各个段落中，我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由于这封信是要公开发表的，所以我或者在文内，或者在注释中详细说明那些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或记得的东西。例如，我提醒读者：那四个人属子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王洪文从1973年8月起任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和江背都是1969年〔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在1976年10月的政变中被捕，并且在1977年7月全都被“永远”开除出党。 (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伊·列宁著《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4)哈里·布雷夫曼著（劳工与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强加给工人的纪律时写道：这种惩罚〔按英泽本中，‘惩罚’一词作‘纪律”一一一编者)，在劳动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工作的社会状态中，本来就是多余的，…”(《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5）见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6)七十年代初总是提饵“社会利益”。这就是说，在某种限度以内，某些企业的“财政亏损”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些亏损是同对人民有利的措施有关时是如此一一例如控制污染。作为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燕利，就不存在考虑各个企业单位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利益”的问题了。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杜1973年版第605页。 (8)对于农业产量，能够看到的估计数字很少，特别是（具有决定性的“粮食”产量数字更少见，引用这些数字必须有保留。就我所知，中国方面给西方访问者提供的最新数字是1974年的收获量，据称是2亿7,490万吨，这是创纪录的数字《包括薯类，也许还包括大豆，稻谷是否指原粮还是辗过的不清楚)。1975年，外国专家主要根据各省的材料估计总产量为2亿8千万吨至2亿9千万吨。官方材料似乎表明1977年的收获量达到同样水平。这两年的粮食产量顶多和人口增长速度相等。但1970至1975年间谷物产量仍然增加了4700万吨，即19%一成鲼相当可观。我们还应当指出，中国于1977年签订的进口谷物合同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吨，而1975年为500万吨，1976年只有200万吨（数字采自1977年1月10日法国<世界报)、 103 ==========第105页========== 《中国季刊》1976年6月号第817一21页和《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112页)。对西方声称1965一77年是标志着不关心生产的年代的那些人，指出中国的灌溉面积从1964年的3,500万公顷，增圳到1977年的5,500万公顷，共增加2,000万公顷(1952年总藺 涨面积不过2,100万公顷)这一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参阅德怀特·H·柏金 斯：《中国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载《中国：对经济重新估计》〔华盛顿特区，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28页与《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2页) (9)下面我将探讨这些技术问题如何大部被归结为“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以及其所以这样做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10)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在中共领导内部显然存在分歧。新华社1977年12月25日发表毛泽东关子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1966年3月12日是有象征意义的。那封信虽然赞同实现机械化，但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操之过急的倾向都提出了瞥告。毛泽东在信中说：“不能一哄而起”并补充说：“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11)对于这家工厂态度的这一“说明”，使人回想起苏联在三十年代那些抱怨经济搞得很槽（缺货、产品质量下降，等等）的人所作的陈词滋调式的答覆，这种相似令人感到不安。所有的问题当时都好罪于“托派的破坏”，然而在“清算了托派”之后40年，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顺便提一下，谢墩公社把东方红拖拉机厂的作风跟一家缝纫机厂进行了对比，后者马上就提供了所要的另件。奇怪的是这家工“是上海第一缝纫机厂，而上海是所谓四人帮’猖的地方。 (12)请注意，这类事情给公社和工厂的于部和拉术人员提供了由各自所在单位出钱去出差的机会。这些出差人员自已好儿天不出勤，同时却非常强调要工人和农民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也反映了阶级关系演变的方向。 （13)另件问题只不过是粗暴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所引起的各种矛盾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些矛盾必然要导致机械的巨大浪费，因为这些机器在正常使用它们的必要条件尚未实现之前，就被送到农村去（中国的出版物对于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重材料)。另一个问题是机械的保养问题。1977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操纵农业机械的人曾在国家办的训练班受过训的只占总数很小的比例。这一点并非偶然。 （14)这个观点更加重视设备的积累，而不重视生产者集体掌掘生产过程。（15)采用这些亦法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亚洲其它国家取得高产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其作用远远超过了机械化。例如1974年日本每公顷粮食产量为5,580公斤，而中国只有1,900公斤。稻谷产量分别为6,200公斤和3,509公 104 ==========第106页========== 斤（见《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3一85页) （16)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中要谈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写。 (17)显然我这里没有篇辐去分析现行修正主义路线跟六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些区别。在我看来，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强调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强调“现代化”等等。其区别看来同国家资产阶级人数多寡相联系，现在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对于老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优势。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同如下事实相联系，为了打破抵抗（这种抵抗因工人阶级有了文化革命的经验，而只会增长)，资产阶级有必要摘“迫切”的“争时间”“比速度”的神话。打着这一“必要的斗争”的幌子，国家资产阶级试图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加强劳动强度。1977年提工资看来是为了（通过规定提工资的各项标推)来分裂工人阶级，和作为加强纪律和劳动强度的对应物。 (18)承认张的这些霆大贡款当然不应使我们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点，这些弱点表明了客观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某些局限性。弱点之一是他没有能够说明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真正的社会性剥夺的前景。他不谈这个前景，而主张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被错误地称为“全民所有制”），而这只能维持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状况。同样，张没有看到一且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僻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 (19)数字引自《1976年的中国经济)载《中国季刊31977年6月，第362-4和382页。(20)见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示计手册》。根据这同一来源，同期的拖拉机产量（以1,000标准台15马力为单位）从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吨位）产量则从50,600增加到335,600。 （21)数字据中国季刊1977年6月注9。 （22)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23页。红卫兵的版本见<共产主义>1972年11月第1期第95页，以及毛泽东《文本1949一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 （23)在我着来，当淡到1966至1976年间实行的革命路线时，这个看法尤为重要。那些年里实际上的政治路线受到下述事实的强烈影响，即最始终如一的革命领抽们（这就是说，首先和最突出的是毛本人）当时相当弧立，比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所设想的更为孤立。他们只能部分地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为他们不得不依接极不相同的杜会政治力量，而且不同时期依靠的对象也不相同。例如在文化革命最初的儿个月里，他们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后来又依靠 105 ==========第107页========== 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等等。（关于这一点，参阅我在下面关于上海公社的沦述，特别是注53。) (24)见1976年第41期北京周报)第5页。参阅A·布克(A.BouC)著《整风>(La Rectification)一书（巴黎，1977年版）第159页以下，以及陈英祥泽普)和克娄德·卡达(Claude Cadart)合著《毛泽东的两次死亡(Les Deux Morts de Ma0Tse-toung)（巴黎，1977年版)第97页以下。这两本书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很不相同，彼此之间也很不一样。 (25)见陈英样和Claude Cadart,.Les Deux Morts第98页(26)顶多部分政治局常委曾开了会。 (27)如K.S.Karol著“Da Teng a Teng:Tre anni di lotta politicain Cina,”隸uale Cina dopo la revoluzione culturale,Il Manifesto,第 六期，第46页。 (28)见1976年第43和44期《北京周报) (29)《解放军报》于10月29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一文。这种说法无凝意味着这件事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30)除此以外，如果这场运动不是充满了谎言，那么这个党还像个什么样子？其领导人了像指控那四个人干的那些事，而没有任何人知情或提出抗议。 〔31)11月24月，华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中，就没有再批邓。(32)这些处决当中，有些是正式宜布的，或者通过电台广播，或者出当局张贴布告。另一些是通过“大字报”传播的，或者人们看到卡车载着被判死刑的人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对他们的判快。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以至有必要公并声明某些判决以缓期执行为好。很难肯定反右斗争中执行的死刑比这次少些。然而不管现在怎么说，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且前右派分子回到领导地位，无论如何表明了他们不过是被罢了宜。此外，毛泽东的路线是反对大规模处决反革命的。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写道：“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类劳动改造，…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正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原作者把引语次序搞颠倒了) (33)例如胡耀邦于1977年12月出任组织部长。他过去是共甫团总书记，因持修正主义观点在文化革命当中受到严厉批判。 106 ==========第108页========== (34)见阿兰·雅各布发表在1978年1月13日《世界报>上的文章。 (35)还用得着提醒当1976年2月，华国锋着被任命为代理总理时，他建议批邓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吗？1976年11月8日军报提到了这件事，但是显然华在十一大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36)W,阿什莫奈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权》一文中发展了这个思想：载 1978年1月Berliner Hefte,第27页以下。 (37)正如阿什莫奈特正确地问道：除了存在八级工资制这个事实之外，我们对于这种差别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对子技术差别，季节性工人的作用，农村小工厂中的工人和城市大工厂中的工天之间的关系知道些什么呢？ (38)阿什莫奈特还指出：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变生产技术的运动对于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儿乎一无所知。 (39)即使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这些成分通常是指土改前的的社会区分，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40)当犯了错误被撤掉的干部们受批判时，通常也是用老一套的说法，他们儿乎都被指控为“间谍”或者“特务”。江青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攻击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现在轮到她自己被指控为“间谍”“特务”了。在这里，也是扣帽子而不进行具体分析。重复使用这个方法意味不是向群众解释问题，面是拒绝问向他们作任何说明。这样，他们自己的历史就被弄得含混了，而且企图使用窜改过或是伪造的文件以及修过版的照片来破坏他们的历史记忆，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不再是缺乏分析的问题，面是蔑视群众的问题了。 (41)这一向前突进是从1966年夏天发展起来的。在这以前，曾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起了先锋作用。当我在1967年夏天访问工厂时，工~革委会城员们不止一次向我解释说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多数工人都认为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叫前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工厂来的工人走开。只是逐步地，通过紧张的宜传活动，才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我提清玛丽亚·安东尼耶塔·马其奥琪注意到这个辩证法。她从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中得出一种着法，认为我把文化革命不看作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先锋队在意识形态上试图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 反官僚主义的官僚集团”（见M.A.马其奥琪：《马克思之后是四月）〔1978年巴 黎启蒙出版社版)，第26一27页)。很明显，一个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先锋队是不可能发动象文化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的。 (42)要想发现缺乏能力的原因，籍要进行长期的复杂的分析，这是我在这里 107 ==========第109页========== 作不到的，而且我也没有拳握这样作所需的材料。这些理由肯定既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又是政治的。下面我将提到其中一些理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这些理由是跟有关的人远没有跟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决裂这一点相连系着的。 (43)见阿什莫奈特《中国》一书第30页。 (44)强制并不一定，甚至也不经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取“社会压力”的形式。此外，必须记住青年下乡（其自愿的程度不同）的问题不仪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子女而且也影响到工人子女。 (45)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每月评论出版杜1978年纽约版)第二卷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这里没有篇幅再谈这个问题。 (46)见阿什莫奈特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中国》第31页。 (47)这个文件的月期是1966年11月17日，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小报在12月23日发表的（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香港1966年版）第133页) （48)K.S.卡罗尔：《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谈到了这些事件（伦敦1975年 版)第215页及以下。 (49)1967年1月26日北京周报)第8一9页。 (50)<文汇报》1967年2月6日社论，卡罗尔在《中国的第二革命)的第227页上引用。 (51)见同书第229一231页。《中国大陆报刊汇编》第4147号曾重印了这个讲话的详细摘要。也可参阅毛泽东大红书(1949一1971)》（巴黎1975年版)第224页以下 (52)见让·多比耶《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1965一1969))（巴黎1970年版)第289页以下 (53)如我门所知，一贯拥护革命路线的人经常不得不依靠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并同它们妥协），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所造成的。例如，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不能不依靠林彪(从而依菲解放军)尽管他和林彪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分歧。他写道，“我的朋友【指林膨，带有讽刺的口气】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迫我采取行动。显然，除了同意他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甚至补充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个重大问题上违心地限别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不自愿地改变方向。”（1972年12月2日《世界报》引用)〔这一段是自译，未核对过原文一一译者)革命领导人的这种 108 ==========第110页========== 相对孤立处境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时也没有克服。1971年，林彪垮了，这使得革命领导人们跟那些远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达成协议。这些千部成为政变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基础。 下面我将试图分析造成那些主张革命路线的最始终如一、最受尊敬的领导人相对孤立处境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至于其社会基础，无疑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的比重造成的。这个阶级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形成革命路线翔护者所能依靠的根本基础（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这个基础在人数上是弱的，因而有必要跟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达成不同形式的协议。这些协议之必要性以及达成协议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更激进的理论立场的发展。 (54)卡罗尔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第218一219页上引用。(55)同书第225页 (56)实际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若干年内起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有些指挥员无疑成革命立场，真正帮助了左派，但他们不是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最不革命化的一个工具。当然，1960至1965年问，它经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然而却是按林彪的观点，按照公式化的老一套的公式进行的运动，其效果最终证明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力量对比从来没有使得革命路线拥护者真正能够解决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的问题。到1967年，毛仍然希望人民解放军能够在于预文化革 命的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参见J.多比耶《历史》第293顶)。事实表明这并未实 现。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到头来还是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此外，左派发展工人民兵的努力没有能充分地持续下去。今天，工人民兵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置于解放军控制之下。同时，我们看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又重新出现，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57)列宁在俄共八大上《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58)在放弃上海公社的政治形式之后，党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之间数度形成紧张局面，但是结果并没有改变实际关系（跟1967年的理由是一样的）。例如，1974年，许多中国工人提出口号：“我们要作国家和工一的主人，不作生产和工作的奴隶。”那时，他们支持革命路线的值导者。今天，在政变以后，这个 口号被认为是“反动的”（见P.蒂西耶《中国新领导1977年的经济路线）一书，载 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68页以下。) （9)我没有篇幅来谈这个重要问题。筒言之，这些分析的弱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 109 ==========第111页========== 所造成的。这些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这个思想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它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任何政变。而且，按照布尔补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鸡点，革命据说已经保证在根本上以“无产阶级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统治权威的存在，而忽视了同群众相分离的国家机器的存在，因而就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对这些观点不加批判，就不可能给群众运动指出它所应冲击的真正对象。关于这个问 题，参见B,法布列格《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 义)第40页以下，特别是第45一49页， (60)这些特权的存在可以从罗克珊·维特克写的汇背传(《江青同志》，波土顿，1977年版)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独有的特权。所有的同级领导人都享有这些特权，尽管今天的新领导试图使人以为只有那四个人享受那些特权。人们知道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61)能说明问题的是：各个“单位”（工~、车间、教有机构等等）在组织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应用时，主要涉及八级工资制、奖金等问题，而从能看到的材料判断，国家官员的高工资（有时比刚进厂的工人高十倍)却从来没有辩论过，甚至在讨论范围最广的那儿年也没有涉及到。 (62)关于这一点，见贝特兰。《苏联的阶级半争第一阶段，1917一1923)第399页以下。 〈63)一般说来，限制表达意见，提供情况，进行讨论的自由（在党内和社会上)，作为“保护”统治当局革命性质的一个工具，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它不仅使得形成小宗派、贪污腐化和裙带关系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利于国家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搞政变，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对民主的限制去镇压革命派。今天，继苏联之后，中国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容置疑了。 (64)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参见《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1924一30》（纽约1978年版)第一章。 (65)这个思想在1964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书中表达得很清楚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72页。 〔66)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文中指出：“不让发表错误意见”是设有用处的，因为“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器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各党派互相监督”有必要一“要让民主党派监督 110 ==========第112页========== 共产党。” (67)这种障碍也妨碍了马克思说的“自由科学探讨”，他说这种探讨有许多敌人(《资本论》第一版前言)。 (68)这“百花”显然是掩盖真象的“门面”，主要目的是欺骗知识分子，对他们做了少许小的“让步”。这些“让步”部分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指望实现的，但它们只能是有限的。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支持者们不断号召的尊重权威和等级制是相神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自由化让步”不可能发展，因为它们跟修正主义咯线的傅导者对劳动人民和不愿否定过去的干部们进行镇压是不可调和的。例如1978年2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号召对所有“反 四人帮立场不坚定”的干部都要进行攻击，使他们不能不“进行自我批评，讲清楚自己的错误。”从而暴露了这家报纸害怕这些干部“不可避免地”“气候一旦合适就要煽起政治)动乱”(1978年2月17日<世界报)引用)。 (69)例如，1977年12月27日，多年来第一次召开中国人民致治协商会议第 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民主党派”参如了这次会议。(1978年《北京周报)第一期第3页) (70)我这里质疑的是“三个世界理论”本身。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将占过多篇幅。然而，必须指出，这个“理论”没有科学基础，不符合现实错况。它错误地假定例如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问，同一性可以超过矛盾性，这个思想跟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东西背道而跳。历史表明了使许多“第 二”和“第三”世界国家互相反对的深刻冲突（同样也使“第三”世界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尖锐冲突)。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依赖关系有多么大。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靠权威来使论点成立”的人南称这个理论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并不能赋予它科学价值，这个理论埋葬了阶级矛盾，且不说国家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甚至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多少根据，因为毛没有发表著作讨论这个间题。第一次公开宜布这个.“理论”是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 （71)197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宜称他对智利以及“其国家元首”的印象“极佳”(1977年10月21日El Mercurio以及同一天La Tercera报) (72)就这样，中国逐步失去了它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榜样的地位。 111 ==========第113页========== ==========第114页========== “大跃退”剖析陈志让* 贝特兰退出法中友协的理由是：“表示赞同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或甚至仅仅保特一种以乎是赞同的态度，既不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助于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着斗争的人们。”(贝特兰的信) 作为一个有中国血统、坚持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友好的人，·我认为贝特兰的态度是难于接受的。首先，同中国友好意味着祝愿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即使他对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是否正萌持怀凝态度，也应该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建设性的批评继续给予帮助。如果他恰巧掌握某种中国所需要的技术，愿意为她服务，那就更好了。可是同她决裂是太过份了，而且是错误的。因为一旦断绝了友好关系，你就不会向她提什么友好的建议，而中国对不怀好意的训斥当然也就置之不理了。第 二，贝特兰承认他了解情况太少，搞不清楚反对势力有多大。同样，（不过他没有这样说），对于那派势力当权的时候到底于了多少坏事，以及最近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他也了解得很少。既然我们知道的不多，而且肯定比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得少，就这样终止了对中国的友好，起码是太草率从事了。比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继续保持联系，冷静而谨慎地判明真相。决裂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中国国内再一次发生动乱，以便“真正的社会主义”重新上台更是令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安定，不是混乱。第三，无论我们的政 ·陈志让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教授，写过多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包括有一本是关于毛泽东和中国革的书。 113 ==========第115页========== 治倾向如何，我们必须牢记一条原则，即中国存在于世界，她不为别的，就是为自己奋斗，也为人类作出贡武。她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符合少数好心人或者不怀好意的人的愿望。她有将近十亿人口需要吃、穿；她和一个不友好的邻邦有着一条漫长的边界，她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她着手搞现代化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五年（即分别为1863和1868年）。她的领导人完全清楚，假如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加强国防力量上失败的话，结果将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还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混乱和屈辱。 关于如何对待经验，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方法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举个例子，贝特兰利用1978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三封读者来信，来证明现政权施行高压手段和权力集中。尽管贝特兰在社会科学方面修养有素，却在这件事上武断地得出结论，认为那些来信中所提及的事是典型的。而实际上，他是无法肯定这些事的。他没有冷静下来想一思，为什么当前路线和现领导决定把这些来信刊登在像《人民日报》这样重要的报纸上。这样的决定能有利于他们的“压制”吗？这能比66至67年期间取消飞读者来信栏》更为压制人吗？至于权力集中问题，特别是关于栖牲小工厂而集中精力犒大型工业生产问题，根据我最近在1978年8一9月间在旅行中所见，公社和大队的机器厂不但继续为农村生产另件，而且有了相当大的展。在四川1省新都县石英大队，我去的时候正在建造一座小造纸厂，也许现在已经投入生产了。当然，大型企业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步。可是给我的印象是现政权对工业的发展，既提倡集中，也提倡分散。在事实考验的面前，贝特兰所说的“压制”和“权力集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114 ==========第116页========== 在仔细分析贝特兰的“跃退”之前，我想谈谈1978年中国给我的总印象。在访问中，我接触了工人、农民、干部、学者、我的亲属、儿位老朋友和老师，以及一些完全陌生的人。我特别要求去看看我在73年和74年曾经到过的地方，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在前两次参观的时候，不论到什么地方，所听到的介绍都是千篇一律的。那好象是观看同一个剧团在不同的剧院所上演的同一出戏一样。我不是研究中国的，更不是研究她的高深的政治的。我从来不根据那些干篇一律的现象作讲演或写文章来评论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那种干篇一律的现象使人感到困惑。因此，我只把自己观察到的日常生活、农民以及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向别人介绍。可是，这一回，于篇一律的情况化为乌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千变万化的现象。虽然各处反映的社会主义原、目标和领导的支持是一致的，但是情况的差异使我觉得比以前的千篇一律老实多了，而这种老实态度只有在比过去自由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在这次访问中得到另一个总的印象是：人民，包括文化高的和文化低的，都对“政洽空谈”不感兴趣，他]迫切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扎实的成果。在中国革命3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他们在问自己：三十年来，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哪些成就呢？不要老是和49年解放前的旧中国比较，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日本、以及西方比较是怎么样呢？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落后（这个落后与贝特兰所说的含义不同)。同时，他们接着又保证要尽最大努力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化为现实。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很令我钦佩。·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民已经忘怀了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呢？我看不到任何这种迹象。中国人民不再是狂热地高喊口号，.赞颂毛和他的思想，而是采取冷静的态度来对待 115 ==========第117页========== 这位人物和他的教导。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是科学的，踏踏实实的，合情合理的。毛并不是神，他的教导也不是教条。冷静地对待他的教导与修正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T 业 我几乎完全是靠自己的观察来分析贝特兰的“大跃退”的。我可以从中国报刊上证我所要阐明的观点。不过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正从事中国历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不可能为这椿事花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经常阅读来自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的书刊。我从自己所收集的大量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和贝特兰的大不相同。 贝特兰指责中国现在采取的政策是“生产第一”压倒“革命第一”。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说革命可以不要生产就能实现。他主张以革命指导生产。根据我的理解，要这样做无非有两层意思，即：给一种刺激，但不完全是物质的，同时提出一套使社会两极分化不会再度出现的分配原则。而贝特兰的辩解是：如果革命放弃对生产的领导，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就要占统治地位。于是企业的利润将压倒社会的利润，企业将对工人提供更多的物质刺激，结果就造成了不平等。 为了使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和修正主义（这些对贝特兰说来都是同义词)起作用，贝特兰认为领导势必采用高压手段，取消工业中的民主，而建立一个由干部与技术人员组成的“指挥网”。 现在中国的领导为了提高教育水平，投放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这就是着重社会利润，而不是企业利润的明证。这样做显然是有利于她的经济和整今社会的。这是一种社会成本，它所产生的社会利润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另一项社会利润体现 116 ==========第118页========== 在我在上海燎原化工厂所见的污染控制方面。他？把巨额资金用到了从废渣废水废气中回收有用物质上。当然这家工这么做并非绝无仅有的。污染问题在上海市已引起重视。市政府通过了有关的条例保护空气、水和环境卫生。此外还有一项显而易见的社会利润：提高中国的公共卫生水平。亦脚医生得到进修，大学医学教育不断提高。在前两次参观访问中，我发现基层害较复杂的病的病人都送到县里，而县里合格的医务人员却少得可怜。因此，造成县里拥挤堵塞。这一层是许多旅游者过去所没有看见和没法看见的。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川练大批的合格的医生和能够独立处理这些病的技术人员。目前已采取了措施，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和加强对学生的训练。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成果，现在也不断在改进。还有不少其他的社会利润，例如中国邮政事业的改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邮政事业遭受不少破坏。我就知道，明信片总是收不到，汇票失踪，信不送到家门口，只送到收信人的工作单位。其他例子还有，如新设铁路、公路、城乡修建的大量住房。1977年，成都大大加快建筑宿舍楼的速度就是一个例子。所有这一切能称之为企业利润吗？ 贝特兰指责在工业中存在什么“指挥网”，但提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我们曾听说过有个《工业三十条》，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过。贝特兰在他的“跃退”中也没有提到。我只知道这个重要文件是邓小平起草、曾经散发并广泛讨论过的，目的是为了整顿被破坏了的生产秩序。通过访问上海的工厂（益民食品 五厂和上面提起过的化工广)，以及和重庆一些领导的谈话，我得出的印象是：现在都是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在起领导作用。在食品五厂，·大约百分之十的工人是党员，大约百分之四 十的领导干部是脱产的党员。今年四月份，工厂的革命委员会 117 ==========第119页========== 取消了，由工厂行政领导取而代之。不过，工厂的领导大多是有经验的老工人。车间里的小组讨论会每周举行两次，讨论政治也讨论生产中的问题，主要是后者。讨论生产问题由管生产的干部而不是行政干部来主持。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现领导已解决了有关工业民主的一切问题。然而，我是对贝特兰所说的现在中国工业中的民主比过去少而感到脑火。《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所反映的矛盾，应该正确地理解为群众现在是有了更多批评的自由。大家可以猜想得到，在工厂的小组讨论会上，人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批评意见。 我们试问，象在1966、67年间的政治挂帅的条件下，政治和生产是对立的，工人怎能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呢？车间里，工人清偎去搞政治活动或者参加政治学习，车间主任怎么办？贝特兰能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吗？在什么情况下政治挂帅才能让给生产需要呢？当工业处在一片无政府状态中的时候，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究竟在那里？ 毛和他的接班人每谈到民主，都不能不同时谈到集中。可是贝特兰却要中国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或者只有尽可能少的集中。对于贝特兰来说，集中等于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按他的说法，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都没有相同之处。它却使人联想到卡尔·威特福格提倡的东方专制主义。假如在中国有这么 一种东西，它就不是资本主义后代，而是封建主义的，或者是旧中国的后代。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时，把它的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的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了。相反地，却去注意资本主义这个魔鬼。这是否是因为对中国历史不熟悉，急于用欧洲的框框去套中国的现实呢？ 这次访问，我从别人谈话里，一再听到“封建”这个字 118 ==========第120页========== 眼。这是指帝皇、军事独裁者]遗留下来的封建传统，由孤陋寡闻的、落后的、极权主义的江青之流继承了下来。那些不顾党纪国法的帮派之争就是破坏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封建残余。自清朝没落以后，情况一直如此。我和上海、重庆、成都、北京的历史学家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一致为我们国家的不幸而感到痛心。 封建极权主义表现之一就是无根据地加罪于人。另一种表现是不给被指控的人辩护的机会。再有一种就是抓住某人和某种社会关系强加罪名。例如生在某个家庭而被定上错误的阶级出身。这些都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它们是极左分子制造出来的。因此，在工业中，当这种作风渗透到政治统帅方面的时候，难柽工业出现了混乱。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到成都中山公园的茶馆去喝茶。过去每个成都茶客都知道，茶碗是带一个铜的小托盘的，这次却没有这种式样的茶碗了。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铜托盘大批地被人偷窃了。在同一时期内，工人闲散，工厂也没有人管。他们可以随便把工厂的建筑材料拿去自用。因此，现在成都有些传统老店辅的门面已经不用过去一排门板，而改成了有门有窗的一堵墙。这些店变作住家了。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所有的店铺的门面不都同样改成有门窗的墙？那样在夏天不是更舒服些吗？他告诉我，首先，建筑材料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影第二，改建店面的人，大多数是通过非法手段从工厂搞到建筑材料的。 联系到这一点，我想谈谈农村的情况，虽然中国的农村所受的违法乱纪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假定有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他回城探亲的时候，所在的生产队的支部书记托他给捎带一条好的香姻。这位识青如果收下支书的钱的话，那么在下 119 ==========第121页========== 次有推荐青的机会的时候，就很可能对他不利。我的意思是说，当专制的传统和政权携手合作，后果会是极其可怕的。 据我了解，现领导放手让群众提批评，又在“红”与“专”之间保持平衡，希望以此来恢复生产秩序，使社会主义能够出产品。这在政治上也是有意义的。淡政治而不出产品，那只是 一派空话。这种空话可能会满足某些对中国的好心人或者怀有敌意的人在思想意识上的需要，但是解决不了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实际问题。 现在的政治路线是否会再度引起社会的两极分化呢？我这样提问并非指少数高级干部住好房子或是坐小汽车而言。我指的也不是象江青那祥的人。从文化大革命起到她垮台之日为止，她强行古用了秀丽的北海公园，而在公园门前挂起“修理”的牌子。我和贝特兰都谈到·个包括干部和技术人员在内的高级阶层的出现。它将破坏毛所追求的平均的愿望。的确，工资差别仍然存在。最近增加了一次工资，这是多年以来的一次。听说现在又要对先进工人发奖金了。这是实行物质刺激。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我称之为政治奖励的一方面。这一面，贝特兰没有提到，显然他连知道都不知道。 我记得那次到四省仁寿县参观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我的司机对我说：“陈教授，在我们国家里，没有组织，不论你有多少钱，你也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确实如此！知果有线，你可以随意在国内旅行。但是没有组织的介绍信的话，你连一家小旅店也休想找到，同样你也没有办法买到火车票。没有组织介绍，你不能看戏，不能进毛的纪念堂，不能干许多别的事情。如果要求更高的话，比如你希望有机会参加大会、听报告、看到一些文件、获得研究的经费和其他条件，这还得看你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表现。这一切便都是对政治表现和业务表 120 ==========第122页========== 现的奖励，它既对工人、农民，也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于一个人的前途来说，比工资、奖金更有意义。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知识分子除了为他们效劳的那一部分以外，别人几乎没有机会获得这种东西。只要这样的政治奖励制度占主要地位，中国是没有理由会象俄国那样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我们可以预期，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这种政治奖励制度将继续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贝特兰在“大跃退”里谈到的一些次要问题，我不准备提了，否则这篇文章太长了。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想提出一个关于领导意图的问题。究竞根据了什么，我们能肯定认为现领导是想把中国回到修正主义呢？是因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缺乏理解吗？换句话来说，是无知吗？是因为他们原来就是要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吗？是他们本来就存心不良吗？我觉得，这些领导人长期经历过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其恐苦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难道竟会至今仍然是无知的或是存心不良的，这是很难设想的事。当然这些领导决非完美无缺的。下面在这篇文章结束之前，我还要回过头来谈谈他们不够完美的方面。 农 业 贝特兰声称：“自从1976年以来，农业逐渐为高度集中的领导所控制，劳动人民无法实行真正的管理。”这是一幅极端不真实的图景，我到处都见到人们在普遍应用和推广技术。此如四川就大大推广了沼气烧饭，特别是在四！西部平原地区，冬天的气温和肥料的来源很适宜用沼气。现在所不同的是领导上对沼气的局限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原先在毛的指示中所表现的那种热情有所减退。有些肥料供应不足的地方，如 121 ==========第123页========== 要制造沼气就会影响到农田的施肥。还有一些地方。冬天气温可能太低。既然控制沼气的压力有困难，沼气灯灯光微弱，农民就不大喜欢用它了。有些地区推广沼气，另外一些地区又放弃使用沼气，并不等于领导上违背了毛的指示，抛弃了技术。 类似的例子说明了现领导对待地方的积极性、中小企业和工业分散经营的态度。新都吴桂大队1974年创建的一个食品加工一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还大大发展了。前面我已经说到与吴桂大队毗邻的石英大队还增建了一个造纸厂。 贝特兰在谈到自留地时，态度也是轻率的。他在“大跃退”一文中说到自留地的面积扩大了，而同时又说缩小了！既然他的话自相矛盾，我就来谈谈我所见到的情况吧。这次我到过十个大队。这里的农业人口从1976年以来有所增加，但是自留地面积没有变化，甚至减小了一些，从来没有什么扩大。大多数自留地都是集中耕种，但产品是按每一户自留地的大小分配给个人。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自由市场“受到更多的重视”。重庆近郊的井岗大队专门负责供应市区蔬菜、水果和牛奶。他们引进了保存食物的方法。并且大量生产了高质量的蔬菜。采取这两项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对重庆的国营市场的供应，使它能得到更新鲜和更多品种的蔬菜，以便在竞争中压倒自由市场。过去家里来了丈母娘，就要到自由市场去买些新鲜蔬菜。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在自由市场出售的东西，我看日经不是那么吸引人了。在成都街头出卖农产品的人也没有象过去那么多了。这些都是我在1974年和这次访问所见到的不同的地方。 现在政府作出了一项深得人心的决定：农民交的公粮可以用细粮（大米或小麦)搭配粗粮（小米、玉米、土豆或白薯）。城市居民也必须相应地食用一部分粗粮。因此，当读者看到贝 122 ==========第124页========== 特兰在文章里说，“农民要尽可能多地交进贡粮给政府”时，读者只能茫然地搔头。 还有农业机械化的问题。贝特兰说，“农业设备都将要集中到由几个大队和公社合办的机器厂里。”他显然又错了。上海的解放大队和新都的吴桂大队就是驳斥贝特兰的很好的例子。可是他有意不举这些例子。这两处的公社和大队都有各自的机器厂，而且还有扩建的计划。 凡是公社或大队等较小的单位没有能力举办的机械化或者技术复杂的事业，政府必须给予帮助并且投放新的资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条件下，这怎么会严重影响到工农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呢？ 这次我参观的那些生产大队现在都有，日托托儿所。对比1974年，那时托儿所寥寥无几，73年更是一所也没有。在有的大队里，集体的居民楼已逐渐代替了私有房屋。集体楼都比以前的房屋既建造得好，分配得好，又少占土地。到处我都听到基本口粮是不成问题的，糖和肉的配给量也增加了。76年年底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因此，人民生活的改进是不足为奇的。举例来说，自行车已不再实行配给了，半导体收音机产品也更丰富了。所到各处都可以看见妇女穿上了较鲜艳和剪裁新颖的衣服。许多中国人过去以有手表和缝纫机为荣，现在进而追求电视和照相机了。 救 育 贝特兰为开门办学的结束而哀叹。因为对他来说，这种结束意味着教育又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了。考试制度的恢复又是一件使他感到遗憾的事。他的焦虑是毫无根据的，并且是过早的。中国是个缺乏大批合格师资的大国。我一点也不相信目 123 ==========第125页========== 前的领导人竞会愚蠢到在一夜之间回复到了旧的教育路线上去。在广阔的农村中只能实行开门办学，他们怎么复旧呢？即使在大城市里，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许多学校也还远远不够水平。 不管中国是用社会主义办法还是修正主义办法去搞现代化，她需要有丰富知识的、有技术的人。这些人可以对现代化起好的作用，而不是搞得乱七八糟。如果培养出来的医生、工程师常常出错，常常造成巨大损失，那就不好了。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中国提高她的教育水平的。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力，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必须对人力加以改进和提高。 贝特兰感到遗憾可能是怕教育会导致知识高低的人的分化和城乡差别的出现。问题是：中国在达到人人教育平等的阶段之前，该怎么办呢？1966年至76年的政策是不管提高，只管在以前没有机会上学的人中间大力普及教育。结果是教育水平普遍下降，大学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很低，中学毕业生成了￥文盲。整个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相似，只有七出戏和根据这些戏拍摄的七部电影，图书出版极少。老师管不了学生，许多学生找不到工作。所谓“社会青年”的问题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道德下降，它是灾难性的问题。 让我们重温一下毛对有关文学、艺术、教育的论述，从中找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来解决提高与普及之间的矛盾。这样做，我们才可能对当前所执行的教育路线给予恰当的评价。1966年至67年期间，中国在文化方面与世隔绝，没有什么交流，这种交流对于一个国家发展她的文化是极重要的。我可以举几个中国历史学家为例，但丝毫不意味着对他们有什么不尊重。顾颉刚是一位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有名的史学家。他在1978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公开承认中国历史学者落后 124 ==========第126页========== 于他们外国的同行，甚至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也不例外。他可能夸大其词了，因为我的中国明友们目前犒的一些科研项目是相当先进的。不过，现在一些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史学家确实对日本和美国研究同一课题的史学家在干什么几乎是毫无所知。有些知名学者坦白地向我承认他们的无知，说“我们了解太少了！”至于谈到世界历史，中国的史学家仍然在用海斯和穆恩以及帕姆·杜德那些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书。 假如中国人不甘心（他们现在也确实是不甘心)停留在只施用百分之二十的化肥，只有赤脚医生、只用煤炉、一个月只能洗两次澡等等的水平上的话，那么他们的领导人所提出的现代化就必须加速实现才行。 这种现代化是否有必要加强知分子和干部的权力呢？这是 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暂时看来，知识分子和于部受到越来越多的信任，他们获得更多自由。现在领导上正在抓近十年左右被搞错了的知识分子的平反工作，恢复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更好地在实现现代化中起作用，这样做决不是贝特兰所优虑的意思。在这次旅行中，正象前几次一样，我到了许多老同学和老师的家里去看他们。我发现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俭朴，水平不比一般工人高。'年纪较大的学者工资高些，但是人数是越来越少了，而年纪轻的收入仅比工人高一些。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剥夺了职权，无声无息。在这一过程，中国实际上是抛弃了这些能为她服务的有高度文化的男男女女，而使自己蒙受巨大损失。有一位出名的医生告许我，（他并不是我的亲戚)在那些年，管人的不管医务，而管医务的人是不管人的。假如现在专家们能有权决定一些事情的话，那是明智的、合乎情理的做法，决不是修正主义。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往往能够培养出有教养的子女。贝特 125 ==========第127页========== 兰担心由此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阶级。为了防止这一倾向，就需要一方面普遍提高整个的国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同时又不损害那些文化高的人的创造性，不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只有这样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短期内才不受损失，长期内才可能受益。从这方面来讲，我认为目前采取大量派出留学生并不是解决中国急需的唯一办法。中国同发达世界之间的差距必须尽快拉平。但是西方和日本的富裕生活和两性关系的自由是有腐蚀性的。我只希望中国的留学生将来不要变成象有些第三世界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样。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可以采用另 一种配合的方法；就是有选择地挑一部分外国的书，特别是科技方面的，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们希望通过给中国学生新理论和新知识，一、二十年之后，中国就拥有条件很好的师资了。我在中国的时候曾经一再强调这一点。 贝特兰提出一些其他次要的问题，我不准备浪费更多的篇幅去谈。例如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评论，说那是老式的、教条的。如果中国不是为了交换她所需要的重要物资和技术而出口原材料，那么她还能出口什么东西呢？一个主权国出口原材料，换取加工成品难到就等于沦落到殖民地的地位吗？贸易也就一定具有殖民地性质吗？就以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为例，难道美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总而言之，要研究中国大民主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中国曾有过很长的封建主义统治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会把“大民主”变成为专制独裁，而且在过去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愿极权主义不再拾头。 据我在这次旅途中所见，我必须说明一点：对于中国要“赶”现代化，我不是没有优虑的。要抓的重点可能很清楚了，但是在背后的指导思想很不明确。我希望在走向社会主义法制 126 ==========第128页========== 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她的理论将形成完整的一套。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安定的最好保证。最后，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党、军队和农业是巩固的；否则，从“四人帮”过渡到现领导是会极其艰苦的。 127 ==========第129页========== 一九七八年的中国 一评贝特兰的一些看法 琼·罗宾逊* 贝特兰发表的那封著名的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信后，中国曾邀请他访华，但他现在声称他已无需接受这一邀请，因为他可从公开文件、广播和报刊上了解到中国的新政策。据我看，这是个重大的错误，以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对内宣传的内容和形式是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贝特兰的最初反应。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很多传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政策会成为个人野心的工具是难以令人相信的，而听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政策的目的是搞现代化，就令人感到泄气。我们对现代”是怎么回事，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但仅从口号上来判断政策是愚蠢的。跟前25年比起来，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现在能更自由、更坦率地进行讨论了。但是官方的宣传仍然保留着过去的残余，仍然是干篇一律，铁板一块，要么是百分之101的这样，要么是百分之101的那样，〔指极端绝对化〕，因而没有什么启发性。 政治经济 贝特兰所误解的口号的一个例子涉及“按劳分配”这个原则。由于极左派鼓吹平均主义，官方路线就强调‘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这就使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中国工业户已实行物质剌激”的新制度。 组织全国劳动力的3/4从事劳动的公社实行工分制，这一按 ◆琼·罗宾逊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128 ==========第130页========== 劳分配的原则是一开始就制定了的。目前宣传中并不强调这一点，而只是推荐原始的劳动定额”制度，尽管很多的先进的公社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早已采用了更灵活和更有效的办法把物质报酬与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结合起来。 多劳多得’这个口号是向工业提出的，面且不加分析，毫无保留地不断地一再重复。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期间（1974一75)，我们听说毛主席曾说过，工业中的八级工资制是从苏联学来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因素。 西方人听起来，‘按劳分配”这个口号意味着货币剌激、计件工资、或者甚至是在匈牙利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那种经济改革”；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改变。很明显，一整代工人所习惯的工资制度是不可能轻易改动的。尽管宣传家们要给它披上一件理论原则的外衣，但这只是常识。1977年10月提高了一次工资，做法是把低工资的人提高一级，而高级别的工人则保持不变。这就肯定需要对那丝不提高工资的人作些‘政治教育”。这与多劳多得’是毫不相干的。这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为是用一种可能采用的最简单的办法来改正潜在的不平，帮助从极左派造成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并在随着恢复工厂秩序而来的生产高涨时，能够使所增产的消费品按照对社会最有利的形式加以利用。 按劳分配”这个口号的主要着重点是为一种新的奖金制度找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从苏联抄袭来的一整套复杂的奖惩制度。为防止因此造成的收入全面下降，每一企业可以在正常的工资总额以外有一笔与过去奖金数目相等的款项。这笔款项仍然照发，并由各企业自行处理。有的企业就按统一比率附加在工资上，·有的则按不同的比率发放，给工人的比率比给干都的高些，有的只发给低工资的工人。 129 ==========第131页========== 此外，正在实验的基础上试行一种新的奖金制度。每个行业都选出几个企业来作试点。试行的经验将在一定的时候进行讨论，如果认为是成功的话，就普遍推广。一般的看法是如果某一企业在产品、产量、质量、品种、节约成本和节约原材料方面都完成了计划，该企业就可得一笔相当于工资总额百分之 十的款项，（没有完成计划的只能拿一部分，用以奖励少数几个成绩突出的工人)。奖金分发给车间和小组由它们决定把奖金发给那一个个人。奖金数每月是2至8元。小组提出受奖金人的名单并报干部同意。我们听说在作这祥试验的企业里，一般80%的工人每月都能得到一些奖金。 很清楚，这并不是要改成一种刺激性工资制度。很明显，奖金是用来恢复和加强在极左影响下被破坏的批评和表扬制度是一种象征性的奖赏。 我们有一个取得良好效果的例子。武汉公共汽车公司在服务上过去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以此自豪。在无政府状态期间，它变得乱七八糟，售票员常常和乘客于架。它被选为试验奖金制度的企业。现在公共汽车正点了，售票员和气了。两包香烟价值的刺激费是达不到这种变化的。这肯定是由于考验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得奖金的精神效果。 奖金制度显然是为了加强而不是为了破坏‘政治挂帅’这 一原则。普及这一制度时必须慎重。全面增加10%的可支付货币必须要有相应增长的可供购买的商品。 使贝特兰感到痛苦的另一点是重新强调企业盈利的必要性。工资基金和奖金基金给了某一企业，而这个企业全部的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却是固定的。利润一每年的产值超过成本的那一部分一主要是节约和有效利用物资（包括能源）的一个反映。为什么要把这一点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知果130 ==========第132页========== 生产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肯定这方面做得越有成效，就越能更好地为其目的服务。 利润要上缴给国家（即：缴给上一级行政组织)而不为获取利润的具体企业所支配。投资基金则在‘全国一盘棋”的国民计划下进行分配。贝特兰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认为这一制度会促成地区间的不平等，并阳碍小型工业的发展。看来他只是对利润两字有反应而没有考虑到它在中国的实际意义。 贝特兰还因工业企业中取消了革命委员会而感到惊慌。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发和偶然形成的。最初，人民解放军代表是这一体制中的重要特点，但它逐渐地消失了。新宪法对政治结构作了调整。革命委员会在公社、县、市（不是地区)、和省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单位中是“基本权力机关”〔按：宪法原文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每一级有一个由相应级别的社会集团的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两年。它负责选举同级革命委员会并对其事务进行讨论。 纸面上看，这确实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民主是通过实践形成的，而不能靠一套条例来加以保证。 在这一基础上，把工商业企业包括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之中就不合适了。在企业中，改策来自党委会，并必须在行改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由全体工人来贯彻。跟过去一样，生产计划是按照“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原则，同有关各部和地方当局协商制定的。这方面的经验，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差别很大。在 一些企业里，革命委员会主任变为厂长只是名义上的改变；在另一些企业里，加上另一个清谈的层次，党和行政之间互相扯皮降低了效率，而不能保证民主。 贝特兰以为增产运动意味着更严格的纪律和规则，同时工 131 ==========第133页========== 人和干部间将更少协商。但如果这样做破坏了积极性，就不能促进生产。虽然一个企业和另一企业之间在如何实现鞍钢宪法这个理想时可能不一样，但鞍钢宪法仍是一个理想。 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企业中的工人卷入了派系争吵。此后，只要是在“四人帮”占优势的地方，为老工人所厌恶的青年工人利用极左的说教来制造混乱，不干活，白拿工资。把农民的孩子拉入工业，是不可能在一两年内造就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的。试考虑一下法国或波兰对这类无纪律活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把中国恢复、调动积极性的做法说成是走向极权主义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贝特兰看来已经吸取了极左的教条，认为关心生产率有害于社会主义。在“四人帮”的影响造成供应短缺时，广大群众特别不接受这种观点。 当然，把‘现代’，即西方技术引进到中国工业中去，是会发生严重问题的。在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技术偏重于节约劳动成本’即：减少工资在产品价值中的比率，减少对技能的需求，同时要在技术人员和车间工人之间保持尖锐的区别。怎样利用最新技术而防止其反工人的偏见？必要的纪律能与经营管理中的民主作风相结合吗？自认为代表先进”而变成势利眼，会损害中国技术人员的经济常识吗？ 诚然，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但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工的人，不论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愿靠贝特兰的缓慢前进的玫策来回避这些问题。 教 育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原因是抓紧教育水平，并在大学入学方面实行全国统考。“四人帮”的追随者散布的对知识分子的仇 132 ==========第134页========== 恨把教育结构打开了一个裂缝。一整代学生在离开大学时什么也没学到，科学家遭到残酷的迫害，一批研究所被摧毁。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必须尽可能培养一批有才能的学生并尽快向老 一辈中活下来的人学习，再迟就不行了。 通常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通过考试来录敢大学生的做法会使农民的孩子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给所有各阶层公平的份额，而是要找出一种方法以便挑出最能对发展作出贡献的那些人。毫无疑问，许多有才能的人由于缺乏学习机会而被浪费了。补救的办法是改进农村的教育水平，而这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做到的。很清楚，在一场考试中500万以上的候选人竞争25万个名额可能还是一个很粗糙的办法。但目前普遍认为这比过去的做法是一个大改进。首先因为这样做关死了后门，过去许多学生就是通过影响而不论质量地从后门钻进了大学。其次，这样做使大学教授免去了要在同一班级里教程度大不相同的学生一包括在小学都跟不上班的学生。 我认为考试制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把学校推回到倾向于实行填鸭式的教育。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还遗留在中国教学法中过份流行的儒家传统。当我在讨论中提出这一问题时，我发现解放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老一些的教授都理解我的意思，而年轻一点的则想把这问题撇在一边。但是除非他们能很好地理解这样做的危险，否则他们是没能力对之进行斗争的。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重新创造一批知识分子精华的问题。中国传统上给这类人物以究分的活动余地。在这里，我也发现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使人感到是令人不安地过分简单化了。人们告诉我们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发现，在录取的学生当中有97%来自工人、农民和干部家庭。只有3%来自老剥削阶级。然而问题不在于前地主阶级的孩子，问题在于教育的自然 133 ==========第135页========== 倾向是为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提供基础。 这一倾向恰是精神生活中所固有的。科学家和学者要想做些有用的工作，就要在某种意义上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要有充分的设备，职位要有保障以便使他们不需要总是神经质地局限于谈谈那些上面批准的东西。他们必然要在社会形成一个独特的集团，相互了解，气味相投。这样一个集团往往通过教育制度而长期延续下去，不一定是通过后门把孩子通通送进去，而是用事业心来鼓励他们的孩子，并在学习上帮助他们从前门进去。 补救的办法是用毛的教导教育知识分子去为人民服务，同个人主义做斗争并避免自私自利。我们自已的精神生活充满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以至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多但在中国，冒点险这样去做也许是值得的。 同时，最紧迫的需要是让教员和科学家们再工作起来。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己经认识到欺压知认分子只会破坏他们能发挥的作用，而眼下需要的是恢复他们的自信心。 我认为，我所不喜欢的宣传中的那种沉重风格〔指宣传气味太浓)以及英文上听来可笑的逐字逐句死译，如：‘以粮为纲’，是由于作者胆小，力求避免“政治错误”而造成的。在这里，我并不是背着我们的中国朋友在讲些什么东西，因为我 一直在寻求每一个机会来说明我的观点，而且我发现在1978年愿意听取我的意见的人比以前更多了。 政 治 1967-1977这11年历史阶段是一次深刻的震动。怎么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掩盖下演出这样一场中世纪的野心和阴谋的活剧呢？怎样能在以后防止这样的事清呢？只有依靠人民的政治党 134 ==========第136页========== 悟。林彪和江青的起落使人们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人们开始认识到主要危险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诱惑而是根深蒂固的儒家等级观念。文化大革命是想冲破它的一场暴烈的冲击，但是出了轨。现在，暂时人民是胜利了。领导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把一个雄心勃勃的积累和增长计刘与公开讨论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 正如毛所一向教导的，一个矛盾解决了，其它的矛盾又会产生。贝特兰似乎认为只有他知道什么是新矛盾。这次让我们希望，不需要10年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是错的。 135 ==========第137页========== ==========第138页========== 编者说明 《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一文，据称是苏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叶·盖·瓦尔加一九六四年去世前的最后一篇著作。这篇文章自从在苏联“私下出版物”上出现后，在苏联国内据说曾广为流传抄阅。瑞典共中央委员霍姆伯格于一九七四年写的《和平的反革命》一书以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曾提到瓦尔加的这篇文章，并多次引证文中的某些论点。西方报刊称，这篇文章是“苏联党内反对派”从根本上批判苏联现存制度的一篇有份量的文章。 据西德“特里孔特”出版社一九七○年在出版德译本时所加的《前言》称，苏联新闻社曾发表文章否认“遗言”出自瓦尔加之手，所持的理由是，这篇文章与瓦尔加早期著作相比，风格不一致，叙述方法和用词均不一样。《前言》认为苏联新闻社这种表白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瓦尔加早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经济政策问题》一书中就认为“专政的形式可能是多样的，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国家，那里构成专政的基础不是俄罗斯委员制，而是其它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这种观点恰好同瓦尔加这篇文章是相一致的。瓦尔加显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已经解决了，不会再进一步发展了。《前言》说，他]不打算进一步去考证这一“遗嘱”，因为文章究竟是出于瓦尔加还是某个未知的苏联知识分子之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试图对苏联经济政治制度进行分析批判的文章将有助于更透彻地分析苏联的统治结构、统治阶级的形成等问题。 137 ==========第139页========== 叶·盖·瓦尔加，一八七八年生于匈牙利，一九○六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九年作为社会民主党左派，先后担任匈牙利人民财政委员会主席，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职务。匈牙利革命遭镇压后，他流亡奥地利。一九二○年移居苏联，并加入苏联共产党（布）。一九二 七年至一九四七年领导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工作。一九五八年起担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主编。 一九六四年十月逝世。 瓦尔加在三十年代曾受过批判。当时他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某些经济问题上附合了布哈林等人的观，点。一九四六年，在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形势问题上再次受到批判。《真理报》、《经济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杂志曾针对他的著作发表了批判文章，指责他“过高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湖溃”的形势，“犯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 现根据西德“特里孔特”出版社的德文译本将瓦尔加的这篇文章全文译出。此文仅供内部研究苏联问题时参考。 138 ==========第140页========== 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 一叶·盖·瓦尔加的“遗宣” 一、十月革命及当时在理论上对它的评价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当时，对这场革命是有一套完整明确的理论解释的，这种解释直至今天还保存着官方的意味。根本论据有以下几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紧接着这一发展阶段的是先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世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的时代已经开始；在这个阶段中能够在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发达的国家)突破帝国主义的锁链，十月革命就是帝国主义阵线中的这样一种突破，俄国无产阶级向其他更为发达的国家指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月革命之后几亚过去了五十年。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先进国家跟着走向俄国所指明的道路。而在社会发展方面比一九一七年俄国还要落后的一些国家，就是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却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解释还适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伟大思想家和领袖弗·伊·列宁在其多年革命工作中所确立俄国的革命发展的理论。还必须搞清楚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描绘了社会发展的前景。同时还必须了解，在一九一七年和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俄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这一切同列宁的理论是否合拍。 139 ==========第141页========== 二、一九○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十年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一九O五年至 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他在这本著作中描绘了俄国革命发展的前景。他当时把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设想为遥远将来的事。他简单地分析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两种倾向的斗争前途。他认为第一种倾向是走“普鲁士道路，容克方式”。第二种倾向是走“美国道路，农场方式”。列宁知道得很清楚，俄国不是一个按资本主义“典范”方式发展起来的国家，就整体而言，俄国的资本主义还发展得十分少。当时的大地主的“庄园”生产被半封建的关系所束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主张自由化的贵族由于害怕人民起义而越来越依靠独裁统治，并已完全失去了他们过去的革命性。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在各地同时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起义的话，就能“从根本上摈弃专制的和封建的制度”。但是自发的群众起义还不是革命。因此，列宁在农民中寻找真正的革命力量，即能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并能相应地提高自己政治觉悟的力量。同时列宁知道，俄国农业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政治上是未受过训练和分散的。但列宁认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支持下完成推翻专制的地主制度的革命任务。列宁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根本重要性在于确保革命胜利后无条件地实现全部土地国有化。根据列宁的看法，只有土地国有化才有可能迅速彻底地消灭一切旧的和半封建的土地占有方式，并将土地转入新的进步的农场主手中。 同时列宁也指出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下一阶段必然趋势：“…因为新的农场主要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自然会产生反无产阶级的情绪，力图为自己造成新的特 140 ==========第142页========== 权，即新的所有权”。列宁形成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农场主由于想“安抚’（简单地说，就是扼杀)”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也可能产生土地分配的要求，因为土地国有化可能唤起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实行全部社会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三百页）。 三、对俄国革命，作为资产阶级农民革命的估计 所以列宁认为在他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无产阶级提出土地分配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但列宁同时指出，农业资产阶级是否能迅速地发展，它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必要时能否得到“安抚”。所以列宁在一九○七年设想了一条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式的“美国农场主道路”。在这一发展道路上，工人阶级让新的、进步的和从事生产的农业资产阶级掌权，从而使一种新的全国性的和摆脱了全部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将同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一起领导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切无疑需要俄国有几十年的独立的发展。 四、一九一七年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设想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对俄国革命的前景是如何考虑的呢？当时他有可能又重新回到一九○七年土地纲领中提出的那种设想，他很可能把当时发生的一切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并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宣布为革命的任务。如果是这样，革命政府就可能宣布土地国有化，并把大部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做，在当时是有许多客观理由的)。这样 141 ==========第143页========== 做的结果，农场经济就可能积极地发展起来。假如所有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等）的左翼力量得到迅速增强，布尔什维克同他们组成了联合政府，那么，革命力量也可能击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但它没有力量镇压社会革命党的判乱和由富农挑起的骚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外干涉的压力十分弱小，政府内部也将出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倾向的斗争。这样，革命会由于“内部斗争”而长年处于瘫痪状态，俄国将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面前被完全削弱。 但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已有了另一种设想。他认为当时的俄国革命是世界范围内革命的第一阶段。这种新的解释保留了不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列宁认为，世界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且是最后阶段，接着而来的必定是世界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从交战国无产阶级的不满和分散的工人起义中看到了这个过渡时期将开始的信号。他把俄国革命看作是这个运动的开始。 列宁在四月三日回到彼得堡时明确宣告，俄国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他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一小册子中写道：“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这将是在全世界‘突破战线’一一资本利益的战线的开始。只有突破这条战线，无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的灾祸，给人类以持久和平的幸福。”(《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十六页)。 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些年代里，列宁一直寄希望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一九二○年夏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前言中还写道：“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一九一七年起，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142 ==========第144页========== 五、《论我国革命》 事实上，这一点没有被证实。无论是此后二十年中，或者四 十年中，甚至直到现在都没有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社会革命。人们曾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战敗的德国。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就没有一次出现过革命形势。工人起义被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叛徒谋害了。列宁从所有这些事实中逐步得到启发，他在逝世前不久，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十月革命作了另一种的、更为符合实际的论述。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试图对我们当前时代的历史确立一种从根本上说完全新的设想。列宁使用了极其简练的方式陈述了这一设想，但没有作详细的解释。因此，这一论述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 这篇文章包含两个基本论点。第一个论点是：“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又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敢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一九七二年中文版第四卷，第六百九十至六百九 十一页)。 “毫无出路的处境”在一九七年对俄国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指军事上的失败，也不仅指混乱及饥饿本身，而且还涉及这样一种情况，即旧的统治阶级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组织能力能把国家从混乱和饥饿中拯救出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力量就是革命的工人阶级。 143 ==========第145页========== 十月革命所以能发生，不仅是因为在俄国能“突破帝国主义的世界阵线”，而且是由于俄国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特殊性。当时，各阶级正陷于混乱和饥饿的走投无路的绝境。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工人群众走上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预见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先进民主力量从夺取政权开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二个论点是：“…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还说“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使我们能够用与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列宁选集》一 九七二年中文版第四卷，第六百九十至六百九十一页)。显然，这里所论述的并不是关于俄国处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区域状况和由战争造成的走投无路的境况，这里论述的是俄国革命开创了一种国家发展的新典型，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和亚洲以及其他大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历史性的榜样。这一点确实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在第二次世界世界大战之后也得到了证实，这在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六、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批驳了苏汉诺夫及其思想上的同伙，.他 144 ==========第146页========== 写道，这些人“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事实上从帝国主义形成以来充满着世界历史意义的特殊的“革命辩证法”：不仅是先进国家的人民，而且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首先是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国家政权完成了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由于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渗透和资本输出，并时而施加军事压力，甚至实行军事占领，这就削弱了当地封建政权或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由于帝国主义对当地统治集团进行收买或摧残，从而使他们的最后一点民族意识也被剥夺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通过这些使工业工人阶级和农业工人阶级得到了发展，同时由于加强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引起了他们的反抗，促使了他们的团结，并唤起了维护先进的民族利益的觉悟。 同时，帝国主义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阶层分享其物质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的民主阶层学会了早先在发达国家中产生的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先进形式。帝国主义使这些国家的工人掌握了先进技术，并在工人中唤起了进行保卫阶级利益的工团主义斗争的决心。它使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掌握先进的社会学理论，甚至掌握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是在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基于当时的条件，有可能出现一场积极的、进步的民主民族运动，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有可能出现革命形势，爆发一场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殖民主义者及同它站在一起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很自然，这场斗争只能在反帝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下开展起来。… 第一个经历这一切和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就是俄国，即军事上相当落后的、封建殖民地的俄国。因此，把这种民族发展 145 ==========第147页========== 的特殊典型称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道路”是很正确的。其他国家走上这条道路要晚得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这个榜样的，并得到在此期间已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也没有根据可以认为，在今后几十年中会在那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七、“创造牲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不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阐明了资本主义的新的帝国主义阶没，列宁同时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的第一个理论家，这条道路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个理论就是一九一年以来人们所说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不禁会使人想起俄国革命民主派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特卡乔夫（一八四四一一八八六年，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在对反动文学的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一译注)的社会主义理论。当然在特卡乔夫和晚出世的列宁之间是有巨大区别的。特卡乔夫认为，主要的革命阶级是有悠久传统的农民，而列宁认为是经过工业生产方式锤炼和团结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这是一条俄国共产党和俄国人民一起自一九一七年以来所踏上的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俄国人民单独地走了三 十年之久，接着从二十年前开始，它又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共同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俄国社会走上这条道路后得到什么结果呢？无疑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成就被俄国社会生活建设中的十分严重的错误所限制了，而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符合其历史规律的。总结这些成就是比较容易 146 ==========第148页========== 的，但要总结苏联国内生活的消极面则要求作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分析。 八、苏维埃的统治 俄国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危机，从一九一七年军事失败之后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它表明旧的、反动的、地主警察国家已完全没有能力继续统治下去了，也表现为.工人拒绝接受这个政权的统治。这决定了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基本目标并导向使俄共（布）掌握政权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推动力基本上不是来源于工人群众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努力，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工人阶级上层少数人知道，而农民根本不了解。 十月革命的推动力是工人群众要求推翻旧的完全腐朽了的制度的愿望，是群众对部长、官吏和警察以及对地主、企业主，对沙皇的将军、军官的仇恨，是人们要求从这些人的统治和经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是人民要求建立新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建立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权的愿望。这种长期积蓄在人民群众中的仇恨一旦爆发出来，就变成一九一七年事件和以后内战和反对外国干涉军的斗争的年代中的革命干劲。这种情况使产业工人、城乡贫苦阶层、中农的大多数和来自这些阶层并具有更高阶级觉悟的士兵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使新的地方政权机构工农专政苏维埃”中的各阶层代表联合起来，并促使他们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积极地斗争。这种仇恨和愿望在大部分工人群众的思想中产生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带来了斗争精神、勇气和英雄行为，击退了劳动方面和社会统治新形式的组织方面的敌对势力。但是同过去一样，“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统治”的口号是通过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通过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的讲话和文章带到群众思想中去的。 147 ==========第149页========== 站在统一革命车营对面的是手中拿着武器的社会势力，这些势力也并不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它几乎包括了所有旧的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地主渣滓：沙皇的将军和军官、达官贵人、上层和富有的哥萨克、富农以及带有反动的有“黑色百人团”思想的农村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个阵营在十四国干涉军的支持下以其全部力量进行凶恶的反抗，但革命阵营最终取得了胜利。革命阶层的内部力量和团结是如此强大，以致能经受住十分严酷的考验（军事失利，经济混乱和饥饿)，并在四年之后将苏维埃统治的红旗插在除了当时的西部边远地区之外的全国土地上。 九、新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尽管取得了这些惊人的胜利，但在革命阵营内部深刻的阶级矛盾也显露出来了，这种矛盾产生于十月革命本身的性质。这场革命是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名义进行的，并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实际上它只是部分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是一次英勇的、流血的刷变，但它不仅起源于一种社会斗争，而且起源于俄国社会长期进行的、正如列宁于一九○五年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所指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斗争。第一种是全部农民及其思想家所进行的反对地主专制统治制度、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第二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半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争取最主要的工业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的斗争。十月革命只是部分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小程度上也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农民革命。革命的主角不仅是没有资产阶级财产的产业工人，而且是广大的贫苦农民以及土兵们。这些士兵们也是从农民中来的，并且从前线和舰艇跑到农村去没收地主占有的财产和分記他们的土地。革命胜利后，工业企业、 148 ==========第150页========== 矿山、银行和铁路立即被收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和由它来管理。但同时只有小部分的农业土地收归国家所有，而大部分土地只是形式上宣布为国有化。列宁在第一次农民会议上建议，地主的土地和工具应成为由最贫苦农民经营的集体企业的基础。但农民阶级并没有实行列宁的这一建议。农民要么占有了土地，要么对农业企业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以适应他们的要求。 资产阶阶的农民革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口号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资产阶级农民革命的阶级力量才得以加强和维护。如果没有这种势力来共同推进反对独裁和地主制度的斗争，没有最终要获得“土地和自由”的要求，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也不能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巩固这个胜利。革命就会被资产阶级一一地主的反革命势力所消灭。 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的思想，反映了走资本主义农场道路的可能性，这种思想同无产阶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阶级对抗的形式。列宁在一九○七年正确地指出，这种矛盾只能用暴力，只能使用军事力量才能解决。列宁认为，农业资产阶级，如果它继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话，就会“安抚”或扼杀他们在反封建革命中的同盟者一无产阶级。但事实上出现了正好相反的现象，这是很有戏剧性的。 十、工业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 “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但在革命阵营内部却存在着这种阶级对抗。与此同时，组成这个阵营的社会力量之间还出现另一种十分不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从俄国社会阶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并在以后导致了戏剧性的结果。 149 ==========第151页========== 革命阵营内部的第一种阶级成分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无产阶级，这是由受过训练的铁路、轮船、大农业庄园和工厂中的工资劳动者组成的。这个阵营的第二种阶级成份”是城乡生产资料的小私有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剥削雇佣劳动来满足其本身的需要。这个阵营还包含着第三种“阶级成份”，对此还需要从理论上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分析了推翻沙皇独裁统治之后的饿国阶级斗争情况，他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整个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中间寻找同盟者”，这个苏维埃是“全体贫苦的人民群众的代表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三百零七和三百一十二页)必须建立一个能“领导全体城乡广大贫苦群众、半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无产阶级的”“同样出色的组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三百三十一页) 但贫穷是一种有伸缩性的概念。产业工人和铁路工人可以说是贫穷的，尽管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并同企业中工人集体联系在一起而受到保护。有小块田地的农民可以说是十分贫穷的。从事个体的、但永远是简单重复劳动的手工业者也可以说是贫穷的。 但还存在另一类阶层的贫苦居民，他们是由社会最底层的“分子”所组成，他们要么是失去了仅有一点则财产或者就根本没有什么财产，他们从未参加过属于企业工人集体内的工业劳动，他们是靠做临时工生活的人。这个贫苦阶层没有固定的和有组织的工作，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他们的社会思想和他们的心灵具有一些特殊性质：他们有仇恨社会的感情，对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人具有妒嫉心理和阶级仇恨，然而他们自己也有谋求个人财富和个人权势的自私自利的欲望。在社会下层中，无数的人是属于穷人这个范畴 150 ==========第152页========== 的，它甚至还包括相当多的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们。十月革命发动并从政治上唤醒了俄国社会的所有要求民主的下层，但丧失社会地位的“阶层”比其他贫苦阶层受到了更大的发动。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人是属于反动阵营的，有的又倒戈到反动阵营方面去了。他们希望一旦反动阵营获得胜利，就能爬上去。这个层的另一小部分人则在革命阵营内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这批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正是从这种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严重时刻的表现是用其凶猛的“极端革命”的过份的政治行动来显露头角，在以后的新社会和平建设时期则又发展为一种公开或隐蔽的对权力的贪婪，一种常常是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一种专制独裁的“领袖”欲，以及一种傲慢的处事态度和生活方式。相对来说，面对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基本上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俄共（布）党内的无产阶级干部为数是太少了。这就导致在俄共（布)党取得政权后，这批贪权的极端革命分子混入党的队伍。甚至成为特别积极的领导“人物”。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他们没收了地主、资产阶级和以后的富农的财产，并把这些人处死了，他们在地方一一级领导了革命。这批边远地区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的革命声誉很高，得到了提升，有的则进入党和国家的中央机构。在存在着以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基洛夫为优秀代表的朴实、谦虚和无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作风”的同时，还存在着具有别的特征的另一种领导作风。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十一、国家与革命 由子在革命阵营内部混杂着各种阶级倾向，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必须提出并解决决定国家前途的两个根本问题。正是列 151 ==========第153页========== 宁，象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在理论上解释了这些问题。 列宁致力于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农民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原则问题。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九月他写了《国家与革命》这本专门小册子。它正确地谴责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指责他们企图歪曲或悄悄地回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论点。 列宁的论点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应满足于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掌握国家机器和行使国家权力，而应建立 一个将逐渐“消亡”的新国家。列宁研究这一问题时也认为世界革命已迫近：“如果俄国人民将国家政权转变成工农代表苏维埃，那么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还能长久吗？…”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对于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历史辩证法和马克思从公社经验中总结的普遍适用的理论特别确信的原因。当然，公社的时间很短，经验是不足的。 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认为：主要由“特殊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必然由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这种专政是由“居民的自动武装组织”，由武装的工人来实现的影“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列宁认为，这似乎是过去无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原始民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现，但它是在新的更高阶段上的重现。接着，列宁还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用新的“能普遍任免每一个官员”的国家机器代替由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官僚特权者组成的“官僚机器”的思想。列宁认为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化，而且因为国家职能“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二百零八页)列 152 ==========第154页========== 宁认为，如果“使国家官吏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工人工资的”，上述情况就能实现。随着这种制度的贯彻，“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二百一十三页）按照恩格斯的想法，“国家的政治性质的公共职能将消失，并转化成监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行政职能…”，但是这一有关国家统治和管理原测的看法与列宁所指出的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矛盾的：“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一百九十二页)列宁在另一处还写道：“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同上，第二百五十三页） 人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是，如果职员必须不断地轮换，如果大家轮流来完成管理职能而没有固定的政治力量，政治管理和有特殊领导经验的领导人，难道单纯依靠“技术员、检查员和记录员”就可以“领导”整个无产阶级群众，就可以使人类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吗？此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的“武装起来的工人”也不能轮流地拿起武器去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必须迫使自已成立特殊的武装组织，保卫国内的政治秩序。至于保卫新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军队，就更不用说了。原始民主制度的再现思想与列宁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性质，也有很大的矛盾：“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贫富的差别，虽然是不合理的，但依然存在…‘按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之 153 ==========第155页========== 所以这样，这不仅是因为“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影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二百五十一页)更大的原因则在于工作性质本身的不同，有的人是领导，有的是普通工人。他们的工资自然也完全不同。领导人不愿意，也不可能满足于拿工人工资。列宁还继续写道：“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二百五十二页)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家将保障工作能力强的青年人和家庭人口少的工人取得较大的份额，并使他们不受结过婚的人和家庭负担重的人的侵犯。国家主要保护的是领导干部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并使之不受一般工人的侵犯。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现实很快表明，那种以为有可能过渡到与“原始民主制度”相似的社会的想法是一种幻想。由新、老干部组成的区一级和州一级“执行委员会”在工农代表会议上产生了。它们在党的机关领导下完戎一定的政治职能。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建立了由许多“委员会”组成的中央政府，在这些委员会的下面又成立了许多复杂和臃肿的官僚机构。同时，契卡，即国家政治保安局（金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是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公安组织。一九二二年改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任务不仅是保护新政权不受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进攻，而且使之也不受其他方面的进攻。这无疑有助于新国家机器中官僚主义的迅速增长。 十二、工会问题 十月革命三年后，当党着手解决国有化工业的领导原则问题时，列宁不得不考虑所有这些现象。这个问题是在自发的讨 154 ==========第156页========== 论中提出来的。这场关于工会及它在领导工业生产中的作用的讨论，最初是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最后在一九二一年 五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讨论。以斯雅波尼科夫为首的“工人反对派”首先向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也要求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列宁批驳了他们的观点和建议，认为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列宁指出“工人反对派”的主要论点是错误的。工人反对派要求：“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和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门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四百八十二页)列宁指出，“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和纯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便完全被取消了”。（同上）他指出“…一般的劳动者…是不存在的多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或者是…雇佣工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二百三十八页)由全体生产者选举产生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机构必将导致“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私有制的复辟（恢复)”。.(《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四百八十五页) 列宁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国家原则和工会领导地位与作用的设想。他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借助苏维埃机器”完成国家职能。“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四百零四页)目前，工会只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但它最终“应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已手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十九页)但列宁认为这需要十五年至二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同上，第七页) 155 ==========第157页========== 列宁完全意识到苏维埃国家机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他写道：“从我们党纲中…己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因此，他要求工会必须保卫无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不受自己的国家的侵犯。（同上，第七页)他还补充道：这一斗争是艰巨的，要进行几十年。 在工会问题的讨论中和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的社会和国家组织问题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倾问：(一)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二）党一工会的倾向，即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倾向多（三）党的官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把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和劳动群众之上。 三种倾向中，哪一种后来得以贯彻或占了统治地位呢？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从思想上已被否定，并受到俄共（布）领导的批判。它后来不可能得以发展。列宁认为，这种倾向若占了统治地位洛导致资本家和地主私有制的复辟。但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从革命前的旧意义上说的资本家和地主，已不复存在。诚然，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若掌握了国民经济领导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将逐步战胜无产阶级分子。富裕农民（潜在的农场主阶层)的领袖，首先是特鲁多维奇，有可能通过大民主的道路把共产党人赶下台，或者“扼杀”了这个政权。如果人们脱离开一九二○至一九四○年国际关系状况来考虑，俄国也许会走上资本主义的“美国道路”，走上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所说的“农场主”的道路。但这一切只有在几十年的独立自主发展中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党的工会倾向，换句话说，就是俄共（布)党纲中规定的苏维埃国家民主集中制，它在对长期处于封建独裁压迫下、没受过民主教育的俄国群众进行民主教育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得到贯彻，今天只是空有其 156 ==========第158页========== 名。如果这种倾向占了上风，俄国的社会生活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形式，而且会逐渐取得丰富的社会主义内容多对芳动人民有利的基本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也会得以实现，劳动人民就会逐步地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直接池、自觉地和自由地参加国家政权的建设，参加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选举，中央和地方政政权机构的选举，并对它们实行充分的监督，自由地、公开地和不涉及个人地讨论社会上的各种事件和问题，自由地成立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团体，积极参与提出和解决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一切只有在国家独立的条件下，在没在任何外来威胁和侵路的情况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达到。这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但这样的前提条件没有出现。实际情况的发展是另个样子。被列宁称之为“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毛病”十分迅速地在国家领导中占了优势，接着又古了统治地位。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十个月之后，列宁就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宣布：这些照例按一长制原则组成的”工一管理机构…“应当独立处理规定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五百八十七页)工会可以把自己的代表派到经济和国家的组织中，但决定问题的权力最后还属于经济机构，“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选拔和培养行政人员”。(《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五百八 十八页)这就给整个工业管理从上到下实行布拉斯科夫类型① ①布拉斯科夫是一八五六年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刷本中的主角。布拉斯科夫类型已成为沙皇俄国特定类型的商人名字。这类商人自私，愚味，肆无忌惮 一德文版编注 157 ==========第159页========== 的办法（我可以准许，也可以不谁许）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十年代初期，在列宁领导时期，工业领导中的党的官僚主义倾向就已形成，并从那里蔓延到整个国家机构，最后终于战胜了党的工会倾向（民主集中制）。 十三、农民问题 在击退外国干涉和结束国内战争以后的年代里，党提出了第二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无产阶级的工人国家和数量上占优势的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关系到对广大农民采取什么态度，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下以什么方式和方法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开始考虑如何组织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小私有者之间进行广泛的商品交换问题。但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因为在国内战争期间实行了国有化的工业几乎没有发展，有的则由于缺乏动力和原料反而下降了。但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村集市已迫使苏维埃政权接受了与农民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的这种关系。 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目的首先不是允许城市资产阶级发展轻工业，而是使苏维埃国家和广大农民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合法化。 列宁在这里看到了把俄国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轨道的现实起点。他向全党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改变成社会主义的伐国。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文章中谈到“贸易”和“合作化”。党的合作社应该把“全体小农”在优待和奖励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同时，列宁迫切地提出，有必要在农民群众中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参加合作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进行“文化革命”必须“毫无例 158 ==========第160页========== 外地包括全体居民”。列宁认为这一历史过程是很长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六百八十四页)在受到外部侵略的不利的形势下，将延长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在列宁的文章中找不到关于迅速、全面和强迫对小农和中农实行集体化的字眼，也找不到用暴力将“富衣作为阶级而加以消灭”的字眼。 列宁就是这样考虑的… 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相信，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官僚化是暂时的现象，工会将在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里不顾一切阻力地将国民经济的整个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冲，全体农民将在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和平道路进入合作社，为此还要经过文化革命的阶段。在这方面和那方面列宁真正是个“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 十四、斯大林和苏联的工业化 列宁的这些希望没有一个得以实现。在列宁之后掌握党的领领权的斯大林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另一种领导“作风”。斯大林在追逐一个目标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本性是，既没有民主觉悟性，也没有自制性。他喜欢命令，极端革命主义和权势欲。他既没有国家领导人的预见能力，也没有正确估计国际形势的才干。列宁逝世后三年，斯大林开始强迫党制定迅速发展重工业的计划。 一九二一年根据列宁指示制订的并由他批谁的国家电气化计划，重点是“全国电气化”。计划规定，十年内加工工业提高百分之八十，采炼工业提高百分之百。 当时，要建设沙皇时期还没有过的完整的重工业部门似平为时过早。斯大林很快就着手向五年计划过渡，第一个五年计 159 ==========第161页========== 划于一九二九年开始执行。从此，俄国就开始迅速地向工业国转变。 虽然付出了无法估计的人力，克服了巨大的物质困难和极大的组织困难，虽然从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建成的新的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无辜的和被诬告的在押人员和集中营里的流放人员的劳动建立起来的，但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完成具有全国性的进步意义。 如果苏维埃国家没有建立起发达的重工业，特别是没有能向军队迅速提供必要的武器、载重汽车和飞机的军火工业，那么俄国单靠幅员广阔、气候寒冷和群众党悟是无法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反之，红军将被打败，德国人将会打到鸟拉尔，国家的全部民主力量将被消灭，全国半数人口将倒在血泊之中，俄国将重新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个国家的遭遇将比尼古拉二世时还要糟糕。 十五、斯大林的领导作风 斯大林的领导机构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首先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道路”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必然导致党内意见分歧的尖锐化和分裂党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大部分党员不再相信社会发展的这条道路有可能取胜。这些人都或早或晚地退回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要经过成熟的和有极大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列宁在一九 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间已开创了一个先例之后，他们又重新把希望寄托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倾向于投降的基本情绪。所谓的“左翼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们，其次是季诺维也夫们)的本质就在这里。七十五名左翼反对派的同党在一九二七年俄共（布)第十160 ==========第162页========== 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了，但他们继续反对斯大林的领导。 由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领导的“右翼反对派”表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他们明显地忠实于列宁关于通过新经济政策、农村贸易和文化革命来改变农民的计划。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李可夫的“两年计划”都具有这一含义，两者都要求优先发展轻工业，以满足农村，·首先是富裕阶层的需要。 一九二九年，右翼反对派也同样被开除出党，他们也继续进行反对“俄共（布）中央总路线”的政治斗争。 今天很难说这些反对派在多大程度上以地下斗争的形式反对党的领导，以及这一斗争在实际上对新国家的存在造成了多大的威胁。看来，威助是存在的。斯大林如此残酷地清算这两个反对派的头头，这与这种威胁的存在也是有关联的。当然，这种清算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滥用职权。 从原则上来说，这一斗争本应按下述方式进行，即：人们公开而详细地向整个社会说明党内这一意见分歧的起因和性质，这一分歧涉及到党所制定的关于加强和发展革命胜利的总路线的合法性，并且通过对持不同意见的集团的观点和要求进行理论上的驳斥，从而使他们心悦诚服。如果列宁能活到三十年代中期，他就会这样做。 斯大林由于贪婪权势、性格粗暴和阴险，从而走上了绝对镇压的道路影先是捏造罪名，然后是建立在逼供基础上的审讯，最后是处死自己的同志（那些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审讯是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干部进行署杀的开始。这一系列的镇压使斯大林的领导机构在全国舆论中完全失去了道德威望。 从此，在苏联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种在斯大林死后还未能 161 ==========第163页========== 克服的特别危险和有害的倾向，即：用说荒，隐瞒缺点和夸大成绩的办法让老百姓把这个改权看作是神灵之光。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搞起来的，它的社会根源是流氓无产阶级。 这个作风是华而不实的，好大喜功的作风，是说空话和施展权术的作风，是集一切统治形式之大成和粉饰太平的作风。尽管斯大林和他的助手表面上模仿列宁的朴素作风和民主精神，但列宁所实行的无产阶级领导作风却被取消了。 在清洗反对派的狂热中，斯大林清洗了列宁领导作风的最后代表者基洛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肩则和其他许多人。这些人秘密地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上和会外进行活动，企图撤掉斯大林俄共（布）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些企图以失败而结束。斯大林对此进行了残酷的追究。由于他有理由把自已标榜为“党的总路线”的创始人，由于他可以依靠在这一时期加强起来的官僚机器，特别是由内政人民委员会（一九四六年改为内务部)，所以他可以公开或秘密地压制他的反对者，还迫使其中一些人自杀。后来他甚至在贝利亚的协助下利用秘密警察对他最亲密战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和日丹诺夫进行监视。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具有列宁精神的共产党已不复存在。它变成了受最高当权人的意志绝对统治的党的机器。党代表大会不再按期召开了。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相隔十四年之久。 十六、党的宫僚化 俄共（布)的组织状况和领导作风之所以发生如此灾难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的性格，也不能归咎于社会。直接的原因是具有列宁式领导作风的老干部被清除了，斯 162 ==========第164页========== 大林不再需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而是依靠长期以来唯一代表全国基本政治力量的官僚化的党和国家机器。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列宁在讨论工会问题时提出的建议未能实现和发展，这些建议是列宁亲自写进俄共（布）党章的。根据这些建议，工会在十五至二十年的时间里将掌握全部国民经济，党应逐步地为此作好准备，开展有力的斗争，克服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官僚们的“共产主义骄气”、领导官员的狂妄和压制作风、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等。 情况恰恰相反，党自己走上了官僚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变成一个庞大的，等级森严的，以服从为基础的官僚主义专制制度：联盟中央委员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州委员会、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和各机关党委会。在这个庞大的等级制度中宗派思想、向上爬、拍领导人马屁等恶劣作风迅速蔓延开来。当然，作为教育和培养党的干部的工会也未能摆脱这种命运，而逐步变成了官僚主义类型的机关，放弃了“保护无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不受国家政权侵犯的权利”。 相反，工会受国家利益左右，它的作用对劳动人民来说仅限于照顾首先是上层工人的物质利益，以及收会费。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不再提及工会在全国经济领导中的作用问题。因此， 三十年代以来斯大林个人已越来越代表不了无产阶级政党。他代表的是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官僚主义政权。而这个政权允许他迅速和残酷地清洗所有干扰他的人。 十七、党的官僚上层 什么是党的官僚上层呢？它在苏联社会结构中占什么地位？它为什么能取得特权地位呢？它是怎样统治国家和人民的？ 163 ==========第165页========== 过去和现在入]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消灭富农阶级”以后，居民中大体存在着三个非对抗性的阶级，即工人，集体农庄农民和国家千部。但是国家干部实际上从未形成过单一的阶级。 一方面存在着党员和非党员的一般干部，他们没有掌权，不领导任何人和工作，也不能发号施令和作出有法律效应的决定。另一方面是掌权的干部，他们掌管企业、机关和整个经济部门，操纵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内外关系，掌握全党及其领导机关和组织活动。这些人有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告、命令和规章制度的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它有权指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个掌握党和国家机器所有“杠杆”的党的官僚主义上层拥有绝对的实施统治的暴力。 三十年代初似乎有必要在这个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一定的保卫，保密制度，使党的官僚上层和其他阶层保持必要的距离，保证他们与外部隔离和内部稳定，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受任何意外事件和骚动的干扰，以及免受身份不明的人的袭击。统治阶级与外部隔离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高于名册”的制度上。列入这个名册的是受优待的，经过考验的，受党高度信任的千部。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可以交给他们。 “高干名册”上的干部享有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待权地位。他们可以不顾劳动人民普遍存在的意见，并习惯于轻视劳动人民。他们的活动不受社会，也不受党的监督，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泄隔绝的独立天地里。在此情况下，统治阶层自然会竭力用物质特权来补充和巩固他们非公开的，但在法律上已固定下来的特殊地位，通过非法地利用各种占有权利，首先是通过行政管理权扩大他们的特殊待遇。这里首先包括：高工 164 ==========第166页========== 资、附加工资，获得市场上买不到的食品，使用内部餐厅，宽大豪华的住宅、带有花园、网球场和游泳池的别墅，配有专职司机的轿车和第一流的疗养院等。 十八、苏联工业化的几个条件 俄国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所未曾预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但是，这样的人民为什么在列宁逝世后的几年中就迅速屈从于党的官僚主义上层的无限权力呢？其深刻原因何在？为什么俄共（布)党章中规定的新社会组织原则一民主集中制未能得以贯彻呢？·为什么党的领导中中央集权制从形式上说应该保障民主，但却反而扼杀了民主呢？这个原因应归咎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形势所产生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道路”。 俄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但经济落后的国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中绝大多数。旧政权的腐败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旧政权推翻后，俄国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巨大困难。为了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并使之继续向前发展，为了粉碎反动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打破特别强大和危险的资本主义包围，需要高度的集中和严密的组织，以及丰富的物质资源。在国际形势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有必要缩短经济发展阶段，以挽救民族危亡。缩短经济发展阶段就需要组织的高度集中化，这就排除了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教育的可能性。同样，逐步“使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修正了列宁和布哈林的计划，并迅速抛弃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恰恰是这些措施导致党和政府的等级制度迅速建立起来，这是一种在所有措施上都过分严格和残酷的等级制度。然而，这种不可 165 ==========第167页========== 避免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种集中的，依靠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的方法，全国的经济不仅需要管理，而且还必须使它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 工业的重建，部队和国家机关的供养等需要很大花费。改革农业、建立一大批新的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也需要很多的钱。当时，从外国获得贷款是不可能的，这些资金只能从群众的劳动中挤出来，而且不能只靠发行国内公债，首先须要从工人、农民和职员的劳动中直接捞取。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建立需要“私人的原始积累”，那么，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需要相应的阶段。国家占有剩余价值的法则在工业中直接体现出来了。斯大林在他的《共产三义经济问题《（原文如此，疑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译注)的小册子中错误地认为价值范畴在共产主义（原文如此，疑为“社会主义” 一泽注)条件下不存在了。他在这里指的是商业关系中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一个商品的价值（不管它以什么方式来表现)是根据花在产品上的劳动量的多少来衡量的，它最后表现为劳动和劳动的物质成果之间的完全客观的交换关系。所以，剩余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消失。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放弃计算这个或那个产品的成本，那么社会将陷入经济混乱。不仅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都存在于社会生产的一切发展阶段。生产劳动采用的技术手段越多，技术性越强，生产率越高，那么这种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就会在更大程度上超过付给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以及用于社会主义企业主本身的再生产必需的费用。（这一段是不好理解的，不知作者说的“社会主义企业主”是指工厂的厂长们，还是指国家这个抽象的所有者。俄文版在这 里用的是“CO5 CTBEHHHK”一词，.它似乎只能译成“所 166 ==========第168页========== 有者”一一德文版编注)如果产品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那么就必然出现一个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的问题：是归劳动者自已所有（如果他本身是个小业主），还是归雇佣工人的所有者集团（中小生产的合作组织），资产阶级国家的私人企业所有，或若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中的大工业企业里就是最后一种。中央集权的国家通过国营商业使产品的价值转变为现金，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这就是说，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党的官僚上层的物质特权也是依靠它扩大起来的。一般说来，国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来占有剩余价值：(一)调整职工的工资，（二）调整国营商店的商品价格。不管那一种方式都可以给国家和统治阶级带来极大的好处，而给职工带来近乎难以忍受的害处。劳动人民只得到很低的工资。在现有的物价条件下，他们几乎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这种现象往往迫使劳动人民寻找额外的生活资料来源，搞副业，甚至从事违法的活动。 与广大群众缺乏足够供应的情况相矛盾的是存在着一个高薪阶层。他们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军人和一部分飞黄腾达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农村的情况更糟糕。按理，农业合作社有权支配生产工具、土地、资金、劳动力及其劳动产品。按理，合作社可以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上以有利于双方的价格将产品卖给国家。同祥，合作社的领导人和组织者应通过选举产生，·并在这一选举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管理机构。但是，现实情况是集体农庄从开始组织的第一步起就被斯大林的领导置于交售的统治之下，并被迫接受来自上面的管理。集体农庄必须接受执行委员会农业部下达的轮种计划，由地区委员会任命农庄主席， 167 ==========第169页========== 并以对国家有利的价格交售国家需要数量的产品。交售的数字往往超过农庄的可能，从而使劳动报酬变得很少，甚至没有。从三十年代后半期起，小块的私有地也被大大削减了，饲养家禽和家畜的权利受到限制，并且禁止为私人经济的需要去割草。在这种情况下，农庄农民当然要寻找其他维持生计的可能性，到城里找住处和工作。为防止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农庄农民的身份证被剥夺了。没有农庄主席和国家政权地方代表的许可，他们就不得离开农村。斯大林的领导实际上使集体农庄走向崩溃，特别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无数农庄农民丧失了对劳动的兴趣。只有在南部和东南部土地肥沃的高产区，集体农庄才能摆脱贫困，甚至走向繁荣。 十九、党的官僚化的表现形式 这样，工、农业中的实际情况与共产主义理想，与党纲都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实际上，官僚上层早已开始掩饰城乡劳动人民的真正生活状况和全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苏联的经济形势在世界公众面前的描绘是极为虚假的。这不但对怀有敌意的资产阶级如此，对原则上对苏联怀有同情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是如此。经济形势成了一种禁区，既不能成为谈话的材料，也不能成为写作的主题。但是经济是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基础，人们对它不可能保持沉默，所以人们很快地习惯于把经济简单地理解为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含义似乎就是矿山、工厂、发电厂、铁路等的建立、投产和运转情况。向大群众掩饰经济情沉，以及掌权者在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方面不受任何监督的状况是国家政权迅速官僚化的起点和基础，并导致高踞群众之上的专制制度的形成。保守有关经济机密造成了劳动人民极端贫困和党的官僚上层的极端富裕的尖锐对立，并容 168 ==========第170页========== 忍经济领域中各种错误的存在。 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际上早已被践踏了。普通的公民即便超额和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得到的劳动报酬也是很低的。列入“高干名单”上的人物，即使无所作为，或者装控作势，搞些无用的只能造成损害的公文往来，也要获得高额报酬。所有这些现象无可置疑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 难道这些矛盾不是由于社会统治阶层剥削广大人民群众而产生的吗？无疑，列入“高干名单”的那些人及其家属之所以能生活得极为富裕，是因为他们借助于某些规定把一部分社会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这些剩余价值是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创造出来的。当社会上的贫困集团看到统治阶层过着奢侈生活的事实真象后，他们很自然地就产了嫉妒、憎恨和蔑视的感情，这些都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在官僚主义的上层代表人物中，有些人由于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本人的癖好，竭力向往当官做老爷，并且有傲慢和摆官架子的倾向。正是这些人首先走上了在日常生活中攫取最大特权，超越和滥用职权的道路。很久以来，一种党的官僚典至已经形成：身体吃得肥肥胖胖，举止虚伪做作，显赫威风，态度专横。但绝不能认为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之中有不少谦虚、正直的人，这些人有节制地享受特权，举止也尽可能不引人触目。但可借，“党魁”和暴虐的官员太多了。离莫斯科愈远，特别是在东南部，利用职权为所欲为的现象愈严重。他们忘记了列宁的朴素作风和民主精神，他们对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所描绘的列宁的特征无动于衷。对利亚和巴基洛夫的审讯表明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是职位最高的官员，他们的犯罪情况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169 ==========第171页========== 上层官僚主义者的最大危害性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喜欢滥用职权，而在于普遍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个党的集团正是由于这种官僚主义本性越来越表现出他们的惰性和保守性：竭力固守老一套的生活方式，惧怕彻底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和领导原则。当一项措施须要讨论决定和付诸实施时，绝大多数的苏维埃官僚们总是喜欢拘泥于法律条文，并习惯于陈腐的处理方法，似平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事业的利益，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为了国家与劳动人民的需要。他们忙于行政管理的公文往来，回避各种组织上的革新，阻挠运用有益的科技经验，限制国际科学经验的交流，甚至支持落后理论的鼓吹者，诽谤先进的科学思想，如在生物学方面多年来所发生的那样。 社会、国家，首先是人民不得不长期地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同时也有损于苏联的国际地位。在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斯大林的领导机构对战争准备的罪恶般的疏忽。在战争的头几年，它给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失败与损失。当时没有一种方量能够克服领导集团的保守主义和这种致命的惰性。 二十、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结构 苏维埃俄国的社会结构在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反映是怎样的呢？党的官僚上层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下掩盖了对工人和职员，首先是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无情剥削，并从这种剥削关系中不断获得物质利益，这种无限的权力就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结构。马克思和列宁从理论上确定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变成了党的官僚上层的专政。 苏联社会在三十年代清算了富农之后，产生了两种并存的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也被误称为“全民所有制”）和农民合作社所有制，即集体农庄所有制。尽管全国是由一个官僚 170 ==========第172页========== 政权组织所统治，但这两种所有制却表现为两种各自不同的改治利益。其后果是“苏维埃改权”，更确切地说，“工农代表委员会政权”的彻底瓦獬。 象“高干名册”制度所显示的那样，党的官僚政治在统治国家时，不是通过苏维埃，而是通过党的机构：中央委员会，州、区委员会，甚至通过从属于上述机构权力之下的国家机构：部长会议，中央各部和区执行委员会及其司局。所有这些国家机关都称为“苏维埃的”（机关），而且因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员是党的宫僚上层的代表同时也就苏维埃的代表，他们是由全体人民在“直接、秘密和平等”基础上选出的，所有这些国家机关行施的权力也被认为是“苏维埃的权力”。然而，这些代表并不是由人民及其社会组织推荐的，也不是按照劳动人民的广泛意见，而是通过党的官僚渠道秘密确定下来的。人民除了表示支持他们和选举他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当然，苏维埃不仅出党的官僚所组成，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这些人由于对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或者由于盲目屈从于政权而被党的官僚上层提出来的。这些人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各部门工作，参加关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这些问题通常也是由执行委员会各部门的党的官僚领导或者由最高领导集团提出的，并事先已作出了决定。普通的代表不可能用自己的主张和考虑去改变任何一件事。他们的基本职能是与人民来往，接受大部分有关个人和日常事件的请愿书和控告信，或者支持他们向官僚政权提交请愿书，尽管这不一定会产生效果。 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是如此：他们参加大会，有时也参加辩论问题，但这些问题同样是事先由党的领导集团提出并作了决定的。他们的作用仅在于为执政者鼓掌，以及对该决定说 一些如何适合于本地区和本部门的话。代表的选举纯粹为一种 171 ==========第173页========== 形式，苏维埃的民主已堕落成一种拙劣的学舌。居民只能选举由党组织事先确定的候选人，而且是一名代表，一名候选人。虽然人民对于这一切是了解的，但为了在形式上完成其公民义务而不得不去参加选举，但对选举的结果则毫无兴趣。 可以说，我们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只是在特殊含义下存在，即：党的上层以苏维埃的名义统治着这个国家，而苏维埃的代表是被迫选出的。不仅非党公民，就连一般党员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任何形式的政治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是不允许的，并将受到极其残暴的镇压。正如作家雅辛恰如其分地所猫写的那样，长期以来所有的党员都变成了“政治杠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职权的政治活动就是组织或改组政府机构，任命或解除某些领导人员等活动。 然而，也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在作出有关人民生活的决定时党内根本不存在政治斗争。斗争是存在的，只不过是隐蔽地，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内部进行。劳动群众根本不能参与。劳动人民往往只能通过公开发布的有关某项决定的消息，或通过谣传才知道这种斗争的结果。有些消息往往在传说过程中传错了，有些消息则是由这个或那个小集团有意识地传出来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失去任何民主的特征。政治是严格保密的，它同国民经济相比，其保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在这种气氛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政治上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受一小摄党的高级干部所控制，这种控制通常表现为某些被神化了的人物的专政，因此这种专政很容易被滥用。例如一九三四年，斯大林开始对最主要的反对派采取镇压政策，处决了一些童要人物，尽管他们是贯彻党的路线的，但他们反对提高斯大林的地位，反对他的领导方法。利用特务手 172 ==========第174页========== 段进行监视和刺探的风气遍及全国。在许多机关、集体单位和企业中，甚至在公共场所，监察机关都派有侦探。许多人在从事这项可耻的工作，其中有些人是出于害怕和在监察机关的逼迫下干的，有些人是为了向上爬。一些侦察人员滥用职权和出于个人打算告发那些完全无辜的人]。随着这种秘密的和不择手段的特务“运动”开始了斯大林滥用其无限职叔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同叶绍夫和以后的贝利亚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在这一时期，八百万苏联公民成了栖牲品，他们被捕，被告发，受刑，被处决，被长期关入监狱和集中营。许多人由于饥饿、繁重的苦役和疾病，再没有活着回来。 为了给大规模镇压普通人民进行辩护，斯大林提出了一套特殊的理论。这种理论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内的阶级斗争仍将继续存在，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变得更为尖锐，这种斗争要一直特续到新的社会完全建成和巩固起来为止。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显然是：鉴于劳动人民对残酷剥削日益不满，鉴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侵略危险的增大，斯大林认为必须巩固他的权力，巩固由他领导的党的官僚阶层的政权，为此他玩弄起分裂劳动人民和用多数反对少数的改治伎俩。他的间谍和特务机关大约逮捕了百分之十的人。诬蔑他们为人民的敌人，叛徒和里通外国者，目的是用这种方式恐吓其他十分之九的人民，并在他们中间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必须顺从统治阶级，即上层人物和屈服于这个政权。 在间谍和特务机关中有不少拿党证的人，有的为了政治上向上爬，有的单纯出自恐惧，有的是道德败坏，他们为了执行镇压，不惜对被捕者采取最特殊的手段和最残酷的方法。尽管在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中有比希特勒少得多的残杀和奸污， 173 ==========第175页========== 然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还可以说，当法西斯分子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威辛火葬场烧死占领区的居民时，斯大林的特务和帮凶们对自已的同胞也犯下了同样罪行。在我们这里公开谴责压迫人的法西斯，但是对斯大林镇压机关却保持沉默。他们许多同伙一贯消遥法外，并领取大笔养老金。 二十一、关于党的宫僚主义集权制的意识形态 构成苏俄社会生活基础的党的宫僚主义集权制，也必然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统治制度的思想意识始终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的：使社会上好的方面理想化，并掩盖制度的消极面，从而使这种制度合法化。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不受任何检验，也不允许批评。只有特定的事件和个人被拿出来批判，但这些被批评的人仅仅是那些没有担任较高职务的人。如果有人对现存制度、对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管理和调节原则进行了批评，就会遭到严厉的报复。因此，在社会上和在党内没有任何公开的讨论就不足为奇了。二十年代的政治讨论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所有这一切使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变成一种官方的，绝对的教条。这种教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典著作的形式上和口头上的引用以及机械搬用的基础之上。人们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挑选那些使统治关系合法化的论点，而其它一切都被抛弃。对列宁的著作和言论尤其如此。为了提高党的领导人的尊严和突出他们的功绩，为了诽谤这个领导集团的所有反对派和敌人，党的历史被粗暴和片面地歪曲了。许多人的名字和事件就这样消失了，或者为了贬低他们而把一些根本不属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强加到他们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教条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报刊与领导人的 174 ==========第176页========== 公开讲话不断地向群众灌输，通过高等学校、党的教育系统和党校灌输给青年。这种思想意识被那些特别天真和政治上无知的人当作福音而接受了，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天真和无知。有一些人，特别是党员，把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看作是对党应尽的义务。 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结果，在许多社会成员中产生一种日益增长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一种思想上的空虚和怀凝主义，甚至是厌世主义。长期以来，在国内存在要一种社会思想觉悟的瓦解过程。这种思想意识的瓦解为各种古怪的（有时甚至是完全荒谬的)思想影响和兴趣创造了有利的发展土壤。所有这一切非但不能加强现有的制度，相反，它从内部削弱了这个制度。 二十二、苏联社会中的思想觉悟水平 物质状况和思想意识状况当然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旧的宗教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以及为了使正义在永恒的未来中得到胜而作出贡献。这种宗教道德虽然早已在新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中失去了信誉，但是官方宣传的冷冰冰的抽象概念反而使人们又去崇拜旧的宗教偶像。新的唯物主义的道德既没有在理论上加以发挥，也没有从哲学观和历史观方面加以论述。它已沦为用抽象的解释进行的教条宣传，不能给人们的思想觉悟留下强有力的深刻印象。苏联社会的物质状况也恰好有利于产生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 一方面，优厚的物质享受不仅使那些列入“高干名单”的官僚上层，特别是他们的家属产生自满，傲慢，且往往还使他们走向堕落。这种物质享受促使他们去追求更大的享受。为了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挥霍国家资财，.把国家资财 175 ==========第177页========== 占为己有，有时甚至去犯罪。被优厚享受败坏了的年轻一代，在报刊上获得了“霉菌”的绰号。人们不时地报道他们，谴责他们，然而这一切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恶劣的物质境况常常驱使城乡劳动人民通过盗窃来提高他们很低的生活水平。他]的道德败坏了。酒，打骂老婆和孩子，吵架，怠工，闹事，有时还表现为无缘无故的犯罪，它使不少处于生活困难的家庭毁灭了。更糟糕的是，有固定职业和较好收入的人也往往抛弃老婆、孩子，有时他们拿刀杀人，并非出于被迫，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教育和道德败坏的结果。 苏联社会的中间阶层生活较好。生活水平虽然不很高，但收入足以使他们和家庭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这个阶层的思想觉悟有另一种消极表现：他们缺乏真正的民主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国家公民的积极性。这种情沉导致-一部分苏联公民把自己关在个人和家庭的小天地里，追求小市民的生活。普通苏联公民在工作之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个人消费资料，希望有一个漂亮的住宅，别墅地皮，电视机，服装等等。这种类型的人首先代表了苏联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由于在我们社会中缺少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和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又具有官方的和教条主义的特点，从而导致了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互相隔绝，漠不关心。当然，也有团结的家庭和集体，他们在道义上相互支持。但是，这只是在冷漠和道德堕落的沙漠中的个别绿洲。如果没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一些好朋友，：那只能面对冷酷的官僚们和漠不关心的四邻。遇到困摊处境时，几乎无人给予同情和帮助。· 总之，苏联公民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由此而产生的集176 ==========第178页========== 体道德观念一无所知。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长期以来是由官僚集权主义所统治，这个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原则是建立在为所欲为的权力基础之上。大多数自觉的，忠于现存制度的苏联公民虽然具有“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心灵深处却有小资产阶级的心理。 二十三、资产阶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追求物质福利和私人财富的现象不仅产生于笼罩全国的道德和经济状况，它显然还具有其他的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一八 六九年赫尔岑在给“一位老同志”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假如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被炸毁了，但只要烟雾一消散，废墟重新显露出来时，人们就会重新开始建设一个新的，作了某些改革的资产阶级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从内部完全建立起来，无论是现存的世界还是新的组织都远未完成它的建设过程。”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道路，其内客就是：使刚刚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断下来，因为同地主独裁统治密切相联的我国资产阶级是虚弱的，它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破产。俄国人民从未经历资本主义关系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在社会客观过程中从未得到相应的表现。相反，这种存在于主观内心的资本主义关系，由于私人生产资料的强制性废除而遭到了破坏。俄国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从内部完全建立起来”。只要社会主义生产与集体生活的原则所允许，它就会逐渐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显霹出来。当然，倒退到资本主义世界是不可能的，但它却深深埋藏在苏维埃俄国人民的心中，并时而表现出来，它形成了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内部矛盾。 177 ==========第179页========== 二十四、苏维埃俄国的社会 一一幅歪曲社会主义的拙劣画像 这就是第个踏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的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消极景象。所有这些消极现象是在大约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斯大林领导时期形成的。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逝世。他死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生活似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法律义务似乎又重新被尊重了，完全无辜的人们似乎不能再被打成“人民的敌人”，而加以逮捕、秘密审讯、流放和处死。然而我国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了吗？这个问题只能得到否定的问答。同过去一样，国家政权依然掌握在党的官僚上层的手中。同过去一样，真实的政治情况对劳动人民是保密的，无论工会或其他组织都没有参加生产管理。同过去一样，劳动人民机械地投票选举事先已确定好的苏维埃代表。同过去一样，由党中央或地区党委任命的部长、执委会主席和地区委员会主席继续以苏维埃的名义统治着国家。同过去一样，在统治者上层的优厚物质享受和所有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极低的收入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它和过去一样是无数犯罪和犯法行为的根源。同过去一样，从上层来的、几乎不允许讨论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一切同过去一样，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苏联人民和以前一样没有真正的民主教育。他们只能屈从于最高权力的规定，过着一种作为生产者和雇员的庸俗生活。 这个国家的管理原则之所以不能改变是有其内在的和外部的原因。首要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建立和培养起来的党的官僚上层不可能放弃他们无限的、不受监督的、不负任何责任的个人权力，不可能公开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情况，更不可能放 178 ==========第180页========== 弃他们在法律上和物质上享有的特权。他们对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他门不懂得，或者装着不懂得这一切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相对立的。 保持政府管理原则不变的外部原因是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更加强大的和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力量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这就要求苏联政府以大量的资金用于防务，在国内稳定自己的统治，保守政治和经济机密，并继续保持无限的权力。 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目前状况，没有上层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期待下层的创举。劳动人民已经如此习惯于服从，他们已没有能力迫使统治阶层去实现列宁晚年对苏维埃社会所提出的任务。 共产主义建设不仅意味着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彻底胜利，意味着广大公民以工人自决权为基础在一切生活领域里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胜利。只要社会主义的民主还继续受到极大的歪曲，现存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开始逐步地和有目的地加以改革，那么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将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是一幅歪曲共产主义的拙劣画像。 179 ==========第181页==========